唐朝的巡视制度，建立在前朝的基础上，继承并发扬了汉朝的巡视传统。因此，唐朝的巡视种类和模式，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汉朝制度的延续和补充。唐朝的巡视工作主要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类，中央的巡视职权由皇帝亲自巡视、皇帝派遣史官巡视以及中央监察机关对地方的巡视组成；而地方则由地方行政长官实施巡视，此外地方还有专门的巡视机构负责对辖区的监察。

在整个巡视制度中，巡视官员作为巡视活动的核心，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皇帝派遣的巡视使者，还是中央监察机构的巡视人员，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巡视工作的效果，也决定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督是否能得到有效落实。在封建集权政治体制下，中央对地方进行严密的监察制度已有长期的历史，从秦朝至唐朝，随着官僚体系的膨胀，巡视方式逐渐多样化且日益完善。

唐朝的中央巡视制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皇帝亲自巡查，另一种则是中央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负责巡视工作。这两种方式，旨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风情的监管。通过亲自巡视，皇帝能够深入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并对违法乱纪的官员进行严厉处置。皇帝的巡视不仅能够获得较为真实的信息，而且减少了官员之间的相互掩盖，成为皇帝决策的重要依据。根据《新唐书》与《旧唐书》的记载，唐朝初期，皇帝巡查的频率较高，但到了唐朝后期，皇帝出巡的次数大大减少。

皇帝出巡的记录通常使用“幸”、“巡幸”、“巡狩”、“临幸”等字眼。自秦朝以来，皇帝出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政治需要，亲自巡视能够帮助皇帝巩固政权，同时也是通过集中的政治活动来强化统治的合法性。祭祀神祇、祈求风调雨顺的活动常常是皇帝出巡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古代，缺乏科学技术，人们普遍依赖祭祀来安抚天地神灵。通过这些祭祀活动，皇帝不仅表达了对民生的关注，还通过宣扬“君权神授”、“德配天地”等理念，强化其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便在出巡钟南山时祭拜孔子庙、夏禹庙等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庙宇，藉此向官民传递政治理念，借此施加思想影响。此外，皇帝出巡的另一重要目的，是直接了解民情，考察地方风俗。例如，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便曾微服私访，亲自考察民间疾苦。皇帝出巡时往往会以打猎等活动为借口，这不仅能让皇帝获得民间的真实感受，还能通过打猎活动间接了解百姓的困苦与所需。

出巡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民情，皇帝往往也会在出巡过程中做出一些实质性的举措，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例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曾宣布免除赋税徭役，给予百姓物质帮助。这类惠民政策不仅能增强皇帝的威望，也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与百姓的拥戴。

皇帝巡视的一大目标，是调查并处置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地方官员的管理直接影响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同时也成为百姓与中央之间沟通的桥梁。如果地方官员贪污腐化，徇私枉法，便会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稳定。唐朝的历史中，有不少例子表明皇帝通过巡视发现并处理了不少不法官员，例如，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巡视至蒲州时，发现赵元楷贪污，最终其因惭愧而自杀。另一个例子是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他巡视陕州时，对刺史卢怀慎的善政赞不绝口，还亲自为其题词，表扬其为民之治。

皇帝巡视不仅重视政治与吏治，也通过奖惩机制，进一步加强地方的治安和稳定。例如，唐太宗和玄宗的巡视使得地方官员的政绩得到了严格评估，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地方的管理，推动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两大盛世的到来。

进入唐朝后期，随着藩镇割据现象的加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减弱。皇帝巡视的次数显著减少，例如，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春季，皇帝曾亲自出巡祭祀，祈求风调雨顺。再如，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由于京城久旱不雨，宪宗也曾亲自求雨。皇帝巡视次数减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唐后期政治惰政的现象，也显示了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皇权无疑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皇帝将国家视为自己的家，重视国家的建设和管理，地方的治理也成为其政务的一部分。通过加强地方巡视，皇帝能够更好地实施治国理政，并保持政治稳定。唐朝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和官僚腐败，中央的实际控制力下降，导致皇帝巡视次数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