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交，北方局势动荡不安，爆发了著名的“永嘉之乱”，而南方则相对保持了相对的安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晋若能团结一心，充分调动资源，收复中原本应不难实现。尤其是在祖逖北伐的初期，他的孤军竟一度成功收复了河南。然而，东晋在随后却将祖逖北伐的成果失去，最终沦为一个偏安一隅的政权。这背后究竟有何原因呢？

公元304年，“八王之乱”未曾平息，“永嘉之乱”便悄然爆发。这一年，匈奴人刘渊在山西建立了“大汉”政权，李雄则在成都建立了“大成”政权。北方群雄逐鹿，战乱四起。311年，洛阳陷落，西晋政权危如累卵。318年，长安失守，西晋彻底灭亡。

随着北方的战乱加剧，大量的中原百姓开始南迁。这其中，不仅有普通的平民流民，还有大量的士族人士，这一过程被称为“衣冠南渡”。其中，司马睿原本是琅琊王的后代，于307年渡江，镇守建康。同年，南迁的士族纷纷聚集在司马睿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到了317年，司马睿正式称帝，东晋政权宣告建立。

东晋一建立，便迅速形成了三大主要势力：第一是司马家族的宗室成员；第二是大量从北方南迁的士族，他们带来了不少人口和财富；第三则是原本就在江南的土著豪强。江南的本土士族在东晋建立之前就已经通过“三定江南”稳定了地方秩序，而南迁士族的到来无疑与本地豪强发生了利益冲突，双方矛盾尖锐。

司马睿作为北方人，在南方的威信并不高。因此，他在初期不得不依赖北方士族的支持，尤其是琅琊王氏的力量。在东晋建立初期，王导作为宰相，王敦则在荆州担任重要职务，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通过王导的调解，南方士族渐渐支持司马睿，使得东晋能够顺利建立。然而，这一时期，南方士族的首要任务仅仅是保障自身利益，北方的局势尚未安定，因而他们并不急于北伐。

《世说新语》中有一段记载，当时南迁士族的官员曾在新亭聚会，讨论起“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时，纷纷落泪，唯有王导大声说道：“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然而，这仅仅是王导的口头激励，北伐的实际行动却一直没有得到落实。

在两晋交替之际，北方战乱不断，然而江南却相对安稳，这一时期被称为“荆扬晏安，户口殷实”。这使得一些南迁士族开始酝酿利用江南的财富力量，进行北伐，收复失地。祖逖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公元311年，祖逖南迁后被任命为徐州刺史，驻守京口，不久，他便向司马睿提出了北伐的计划。

然而，司马睿听到这一提议后，仅仅给了祖逖一些军粮和布匹，并未提供其他实质性支持，因此史书中称司马睿“素无北伐之志”。但这并非简单的个人意愿问题。当时东晋刚刚建立，司马睿还未完全获得江南士族的信任与支持，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开展北伐。此外，江南士族本就不愿将自己的财富投入到北伐的事业中。因此，司马睿未能支持北伐，这也是他无法避免的现实选择。

尽管得不到东晋政府的支持，祖逖依然率领自己的私人军队进行北伐。公元314年，他带兵进入中原，迅速攻占河南，并且获得了当地士族的支持，黄河以南很快成为东晋的土地。这时，祖逖虽然没有得到江南的财政支持，但他与后赵保持了贸易往来，依靠与后赵的经济合作，逐渐积累了相当的物资和军力。祖逖因此能够维持其北伐行动，但这也使得他逐渐变成了夹在东晋与后赵之间的割据势力。

这一点正是司马睿最为担忧的问题，因为一旦允许军人进行北伐，就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兵员，最终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甚至可能发生军事政变。此外，司马睿此时不仅要防范祖逖，还要防备琅琊王氏的权力扩张。为了削弱王氏的影响力，司马睿提拔了刘隗、刁协等士族人物，试图以此平衡王导的权力。与此同时，他还在扬州招募流民，组建自己的军队，形成了荆、扬对立的局面。当时，戴渊与刘隗分别担任征西将军与镇北将军，实际控制着各自驻地的军事力量，这一切表面上是为了北伐，实则是为了防范王敦的势力。

然而，祖逖对此不满，他认为河南是自己收复的，却依然名义上受戴渊的指挥，这让他感到司马睿并不信任自己。同时，他也预感到东晋内部的矛盾即将爆发，忧虑使他身心俱疲，不久后便因病去世。

公元322年，王敦在荆州起兵，宣称是为了讨伐刘隗与刁协，这场叛乱史称“王敦之乱”。王敦迅速攻占建康，司马睿因失望过度病倒，最终去世，太子司马绍继位，即“晋明帝”。公元324年，王敦因病去世，叛乱因无主力而迅速平息，然而琅琊王氏的地位依旧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依然是东晋一等士族。

公元325年，晋明帝去世，司马衍即位，史称“晋成帝”，庾亮辅政。庾亮一改王导的宽厚治理，依法行事，结果却引发了许多士族的不满，甚至导致了大规模的宗室清洗。与此同时，流民开始集结，许多人选择跟随苏峻。苏峻在王敦之乱后，凭借战功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而庾亮对其的打压导致了苏峻与祖约密谋起兵，最终于327年起义。苏峻率军南渡长江，攻占建康并掠夺了大量财富。

此时，东晋的内乱已彻底削弱了其对北方的控制能力，而北方的石勒趁机吞并了各大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原。公元330年，石勒称帝。而西南的成汉政权也逐渐统一了巴蜀和南中地区，成为强大的割据政权。东晋在内乱中错失了第一个北伐的最佳时机，最终只能成为一个偏安一隅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