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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历深刻变革的重要阶段。在土地私有制逐步取代公有制、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官学逐渐衰落而私学兴起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士阶层逐渐崛起。而作为士阶层一员的“客卿”制度，也由此孕育而生。

客卿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春秋与战国时期的客卿在出身背景、行为模式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方面有着明显差异。尤其是秦国与东方诸侯国的客卿制度存在显著不同，这种差异正是秦国后来能够在六国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春秋时期，秦国的客卿状况与其他诸侯国类似，许多客卿是来自他国因政治动荡而出奔的贵族，如丕郑、丕豹、公孙枝等，他们在秦国谋求生存与发展。

进入战国时期，随着秦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猛提升，加之《求贤令》的颁布，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慕名而来，秦国的客卿制度开始表现出与东方诸国明显不同的特色。

从秦穆公时期开始，秦国便注重重用客卿。《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秦穆公广泛招揽人才，任用五位外来贤士，先后吞并五国，在西戎地区称霸一方。

战国时期，秦孝公进一步明确了重用客卿的标准，凡是能为秦国献策献力者，无论出身皆可任职，使得涌入秦国的客卿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

据学者考证，从秦国设立丞相职务起至秦国灭亡的百年间，已知担任丞相的24位中国籍人物中，有17位是客卿，其中16位是外来贤士。

不仅如此，秦国还常常任用客卿为军队主帅。据《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统计，从秦穆公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期间，共有130余次对外作战，其中56次由客卿担任率兵将领。

反观东方诸国，直到春秋中后期，亲亲宗法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用人普遍重血缘关系。如晋国倾向任用姬姓宗族成员，楚国排斥异姓士族，导致人才难以广泛流动。

战国时期国际形势剧变，诸国纷纷意识到客卿的重要性。魏文侯率先开创“养士”风气，吸引了李悝、乐羊、西门豹、吴起等名将贤才，使魏国一度成为人才荟萃之地。

然而魏武侯即位后，魏国养士风气陡然衰落，礼贤下士的传统荡然无存，人才大量流失，商鞅弃魏而去便是典型例证。此后，张仪投秦，孙膑归齐等人才纷纷离开魏国。

魏文侯变法成功后，赵国和韩国相继施行改革，推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但未能持续重用客卿，导致大量人才流失殆尽。

齐国在齐桓公时代曾有重用客卿的传统，管仲改革时期尤为显著，齐国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然而至齐宣王时期，该传统未能延续，尽管善于养客卿，却未予重用，最终导致国家逐渐衰败。

楚国于楚悼王时期重用吴起实施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但继任者对人才重用不力，加之内部不和，致使楚国最终无法避免走向衰落。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秦国在重用客卿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历经秦穆公至秦始皇，重用客卿形成稳定传统。秦国招揽客卿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给予高度信任和重用。

反观东方诸国，虽然部分国家曾重用客卿，但未形成制度化和传统化的做法，客卿多被视为临时人才，难以长久发挥作用，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

战国时期社会思想极其活跃，众多士人脱离原有宗族，著书立说，或奔走于各诸侯之间游说。客卿类型丰富，包括儒家、法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等流派，秦国与东方诸国在选用客卿类型上亦有差异。

秦国主要重用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如商鞅、李斯；纵横家如张仪、范雎、公孙衍、蔡泽、陈轸亦为秦国所用，其中张仪和范雎在统一六国过程中功不可没。

秦国还广泛任用兵家客卿，前文提及其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担任将帅的事实即为证明。

除法家、纵横家、兵家之外，战国时期还有儒家、墨家、道家等诸多学派活跃，但他们多不受秦国青睐，鲜有入仕秦国。

东方诸国在任用客卿时，未如秦国般以实际能力为重，更看重求仕者的名声。例如孟子周游列国，因名声显赫，梁国、赵国、燕国皆以礼相待。

客卿在东方诸侯国更像是一种名声招牌，只要声望够大，不论出身何门何派，都可获得优厚待遇。

这些国家仰慕的是客卿的声望，而非真正的治国能力。能留住名人对君主来说是一种荣光。

然而，以名声为选拔标准，不仅难以促进国家发展，反而可能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

综上所述，秦国选拔客卿注重国家实际需求，优先重用具备政治、外交、军事才能者。只要能为秦国繁荣贡献良策，便可身居高位，甚至获封采邑，赢得国君信任。

相反，空谈理论、无实绩者难以获用。儒学大师荀子虽曾来秦，但秦昭王认为其学说对秦国无益，未予任用。

韩非法家思想受到秦王嬴政高度重视，为求其入仕，秦国甚至对韩国发动军事攻势。可见法家在战国时期被视为最有效的治国思想。

而东方六国选用客卿多以名气为重，师出何门、是否有实用策略均非重点。

学者黄留珠认为，秦国客卿的仕途大致遵循“客——客卿——卿相”这一升迁路径，但客与客卿间往往有“舍人”阶段作为过渡。

秦国客卿制度与军功爵制密切相关，客卿晋升卿相前需经受实际战斗考验。

从秦惠王时代起，秦国将客卿视为官职任用的纽带，并将“客入仕”和“军功入仕”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

黄留珠先生还指出，秦国客卿制度具备开放性和流动性，求仕者来源多样，且仕途畅通无阻。

这种开放流动既保证了秦国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也增强了吏治活力，使客卿在国家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

秦国选拔客卿重视言论与谋略，任用灵活，功勋卓著者可升至丞相之高位。

与其他官员选拔制度相比，秦国客卿制具备独特特点：一是破格录用，二是用人不疑，三是礼仪周全，四是重视才能与功绩。

关于客卿制度的形成，学界多将秦惠王、秦孝公时期视为关键阶段。秦孝公制定了较为系统的客卿选拔与任用标准。

相比之下，东方诸国在任用客卿方面缺乏完善制度，且用人随意，客卿难以长期效力。

在东方诸国，客卿多被视为“救火员”，效忠不专一。公孙衍、苏秦等人曾佩戴多国相印，形势紧张时辗转各国。

燕国为报国仇，燕昭王广纳人才，危机解除后乐毅便被迫离开。

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需经齐宣王审核其学识与声望，授予不同等级称号。齐宣王对孟子、田骈等贤才礼遇有加，并为稷下先生修建豪华宫殿。

可见齐国虽有完善养士制度，却缺少有效任用客卿的体系。

东方诸国客卿任用的随意性在荀子身上表现尤为明显。荀子起初在齐国任要职，因权臣排挤被迫逃往楚国，受封兰陵令。

不久后在楚国再遭排挤，被迫转至赵国，受赵王重用为上卿。随后春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