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六月癸亥，明太祖朱元璋正式确定了明朝开国功臣的爵位体系。此举标志着明朝在权力结构上的一大调整，确立了爵位的五个等级：正一品国公、郡公爵位；从一品郡侯爵位；正从二品郡伯爵位；正从三品县伯爵位；正从四品县子爵位；正从五品县男爵位。此体系最初设想广泛，旨在明确功臣的权力等级，奖赏那些在建立大明帝国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

然而，洪武三年十一月的第一次大封功臣时，实际授予的爵位却没有完全遵照这一计划。实际授封的只有国公（六位）、侯（二十八位）和伯（两位）这三个等级爵位，其余如郡公、郡侯、郡伯、县子和县男爵等爵位并没有被赋予实际功臣。这个现象引发了后世对明朝初期爵位制度的长时间讨论。《明史》和《明会典》里提到的“国初爵位五等，而子男后革”，虽然提供了简略的解释，但却未能深入揭示为什么这些爵位在初期没有实际授封。

《明史》记载：“洪武之三年始进公侯，位一品上而罢子男。”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国初因前代之制”，指的是元代的制度对明朝的影响。元朝的爵位制度及军制复杂且混乱，明朝在建立之初大部分沿用了元朝的模式，但也在后续逐渐做出了调整。

明朝建立时的军制仍以元制为基础，且品级分明。元朝的军事架构分为多个级别，从“大都督府”到“上千户所”、“中千户所”，再到“下千户所”等，每个层级都有对应的官职和军队管理责任。通过元朝的制度，明朝在初期沿用了许多军事管理模式，但随着政权稳固和国家治理的需求，这些制度逐步被淘汰或修改。

元朝的爵位体系分为八个等级，从王（正一品）到县男（从五品）。而明朝在继承元制的同时，对其中的一些爵位进行了重构，特别是在宗室和功臣爵位的设置上，开始实施新的规范。特别是通过把亲王和郡王的爵位转变为宗室爵位，使得这些高贵的亲王爵位不再作为功臣封号，而是根据血统进行授予。

从唐宋的四嗣王制汲取灵感，朱元璋在制定功臣爵位时，将功臣爵位与宗室爵位一一对应，形成了新的系统。原先的亲王、郡王等宗室封号被重新调整，新的爵位设立了“生封公死赠王”的规定，以此来区分王室血统和功臣的功勋。

通过分析元朝爵位与勋位的制度，我们可以推测朱元璋在设立功臣爵位时的初衷：他可能希望通过将爵位与实际的军事功绩挂钩，形成一套符合当时政治需求的爵位体系。这意味着，对于活着的功臣，爵位可能限于国公、侯、伯，而对于已故的功臣，则会通过追赠的方式，继续使用元朝的传统爵位——如郡公、郡侯、县子等。这种区别对待旨在确立更为严谨的封爵标准，避免过度授予爵位，保持国家稳定。

洪武三年十一月的大封功臣时，虽然实际授封了六位国公、二十八位侯和两位伯，但并没有设立郡公、郡侯、郡伯、县子、县男等爵位。这与最初设想的五等爵位体系有所不同，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些爵位主要作为追赠爵位使用，代表那些已故的功臣的战功。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参考元朝的历史资料。《元史》中提到的“上柱国、郡王、国公，时有除拜者，余则止于封赠用”，显示出元朝的爵位体系将许多等级仅限于封赠，而不允许实际授封。朱元璋在继承这一制度的同时，也坚持了这种做法，尤其是在开国初期，将一些较高等级的爵位如郡公、郡侯等仅用于追赠，并没有为生者授予。

在这一过程中，朱元璋的决策不仅与他的权力巩固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出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在明朝建立之初，洪武三年的大封功臣与后来不同的爵位授封制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示了两种爵位系统的并行。

此外，随着战争的胜利和大明帝国的疆域扩展，更多的开国功臣获得了不同等级的封号，但这些封号的授予通常与战功直接挂钩。对于那些战死沙场的功臣，明朝特别设立了宗室和功臣的区分，赋予他们不同的荣誉。这些封号，虽然形式上与实际权力挂钩，但也反映出朱元璋通过封爵的方式，旨在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层级秩序。

可以看出，洪武初年，明朝的爵位制度经历了一系列变动和调整。朱元璋在继承元制的基础上，逐步调整了功臣爵位的体系，以便更好地符合国家的需求，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这种制度的框架下，虽有一些不完全的封号授予，但整体上成功地通过分级制来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功臣们的社会地位。

总结来说，洪武初年的爵位制度不仅是对元朝体制的继承，也是一项创新。通过划分功臣和宗室爵位，并加以严格区分，朱元璋在稳固政权的同时，也为明朝的政治架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