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国号源自《周易》中的“大哉乾元”。在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称为成吉思汗，至1271年，忽必烈自立为“大元皇帝”，并正式建立元朝。1206年到1271年这一段历史应称作“大蒙古国”。而“蒙古”这一名称最早在室韦部使用，最初写作“蒙兀”，有时还会出现“萌古”或“朦骨”的写法。直到南宋时期，才最终形成了“蒙古”这一固定的名称。

成吉思汗铁木真在统一蒙古后，建立了大蒙古国，这个名字意味着“大海或天一样伟大的领袖”。当时大蒙古国的疆域涵盖了从阴山以北，大兴安岭以西，阿尔泰山以东的广袤地域。但对于铁木真来说，这一帝国依然显得过于狭小，他希望自己的领土能像马鞭所指之地那样，遍及四方。大蒙古国的势力逐渐扩展，形成了四大汗国，其中包括由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掌控的大汗之国，以及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1271年，忽必烈在继位后改国号为“大元”。这一改动，使得原本的大汗之国不再属于四大汗国之一，转而独立，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汗国——伊利汗国。

“大元”并非尊称，类似于“我大汉”或“我大魏”，忽必烈所定的“大元”并非指一个帝国的名字，而是一个简称。当时的蒙古帝国本身是一个由多个独立汗国组成的松散联盟，忽必烈所控制的大汗之国地位虽高，但它并不直接管理其他汗国。忽必烈为什么要改国号呢？因为“大蒙古国”这个名字显得过于霸气，给周边的国家带来了强烈的征服感，尤其是在南宋等富庶的国家面前，这种名字容易引发反感与警惕。如果继续沿用“大蒙古国”，这些已经受到压迫的国家和人民会觉得自己是被外族统治，心理上很难接受。

在这一时期，蒙古统治者的战略重点已经逐渐从原始的蒙古高原向中原过渡。蒙古人口并不多，若要统治辽金地区那种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地方，必须借助与当地士大夫的合作，才能确保长治久安。为了稳固中原的统治，忽必烈在1260年继位后，首先定下了年号“中统”，并在随后更改为“至元”，这是蒙古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重要过渡，表现出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逐步接纳。

王恽向忽必烈进言：“我朝已经控制了数万里之地，六十年来仍未定下真正的国号，如何能令天下服从？”王恽的话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为了获得金宋士大夫的支持，必须要改国号。最终，忽必烈接受了刘秉忠的建议，从《周易》中的“大哉乾元”中提取国号为“大元”，这也象征着元朝开始正式向汉文化靠拢。

从“大蒙古国”到“大元”，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上的变动，它象征着蒙古政权意图宣告自己是华夏正统的表态。这一转变对南宋的灭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宋反抗意识强烈，尤其是富庶的南宋对“大蒙古国”的征服色彩格外敏感，而“大元”这一国号则在心理上让南宋感到有些许压迫感，帮助元朝减少了统一过程中的阻力。1271年元朝定国号，1276年南宋灭亡，至1279年完全消除宋残余势力。

忽必烈在确定国号时，曾多次思考。在中国历史上，国号多取自开国君主的发源地，如隋朝来源于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的爵位“随国公”，唐朝则来源于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的爵位“唐国公”。然而，忽必烈面临的难题较为复杂，蒙古历史上并没有像中国历史那样的封号传统。蒙古的前辈没有得到过中原王朝的封号，蒙古的地名和部族名称都更具游牧性质，如“杭王”或“狼王”。若采用类似“大匈奴”或“大鲜卑”等名称，明显带有外族的色彩，这无疑不利于其统治。因此，忽必烈选择了一个历史上未曾使用的国号——“大元”。

“大元”这一名字的来源，出自《周易》中的乾卦，乾卦代表着阳刚与强盛，象征着无尽的能量与潜力。乾卦的彖传解释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可以理解为“伟大的天，广阔无边，万物皆由此始，天主宰万象”。这表达了蒙古人对天的崇敬与亲近感，同时“元”也象征着乾的元气，意味深长，带有吉祥的预兆。

元朝在疆域上是历代中国朝代中最为广阔的统一帝国，但其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从1271年到1368年，仅有97年。尽管元朝的统治在中原的时日不长，元顺帝逃回大漠后，元朝依然继续存在了两年，直到1388年北元的灭亡，随后的蒙古各部落便被称为鞑靼。

总的来说，元朝国号的更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更替，而是元朝在文化认同、政治整合、以及历史认知上的深远变动。在这一系列变革中，忽必烈将蒙古帝国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元朝短暂，但其深刻的文化影响至今仍被人们所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