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一场著名的败仗，被蒋委员长亲自认定为抗战历史上的最大耻辱。那么，问题来了，这场“最大耻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尽管委员长口口声声说这是抗战中的最大耻辱，实际操作中却并未惩罚两位主要负责人——卫立煌和何应钦，反而似乎是因为他不好意思将责任推给他们。卫立煌当时的职务繁多，他不仅是第一战区的司令员，还兼任冀察司令以及第二战区的副司令。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战区的主要辖区是山西，而阎锡山的真正指挥地在陕西，实际上的指挥权常由卫立煌掌握。当时，卫立煌掌管的兵力一度高达110万，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一位军头。中条山正位于第一与第二战区的交界地带，也唯有卫立煌能够协调资源应对这场战斗。

卫立煌不仅能力出众，且资历深厚。他曾为孙中山的卫士，北伐时期便以北伐第一军第九团团长身份投身战斗。随后的战斗中，他又当上了第九军的副军长，甚至与委员长一同曾被张学良扣押。卫立煌深受委员长信任，是一位广泛被看好的“杂牌大佬”。但卫立煌与周总理关系也很亲近，且在抗战期间，他是八路军最大的资助者之一，援助比阎锡山要大方得多。他曾为八路军提供过100万发子弹、258,000颗手榴弹、180箱牛肉罐头和三个师的军服，而阎锡山则只在日军逼近太原时才给了50万发子弹，这部分弹药仅占到军事委员会提供给八路军弹药总数的六分之一。卫立煌的慷慨和大度让委员长相当不满，于是在1941年1月，他被撤销了上将军衔，3月又被免去了河南省主席的职务，并调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事处工作，卫立煌不得不离开中条山战场，去峨眉山深刻反思。

然而，就在卫立煌被解职后的第二个月，日军开始策划进攻中条山的具体作战方案。日军在1941年2月调动了来自江西地区的33师团以及苏州的第17师团等部队，此外，还从苏北和皖北调来了第21师团，加上华北地区的原有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总共派出了6个师团和3个旅，兵力扩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日军加强兵力部署的同时，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的负责人却都未能及时赶到前线。为了应对局势，委员长将何应钦调往中原前线，希望他能有所作为。何应钦到达中原后，迅速提出了字形长蛇阵的防御方案，甚至还计划主动出击。然而，卫立煌事后对何应钦的部署提出了强烈反对，认为他的作战方案过于陈旧，依然是北伐时期的小规模军团防御，且防御纵深不足。

当日军的进攻形势愈加严峻时，何应钦也开始感到不安，生怕背负战败的责任。卫立煌再度被紧急召回前线，虽然有不同说法称卫立煌和何应钦一同参加了4月28日的洛阳会议，并已“早早到达”战场，但第一战区的文件却显示，卫立煌直到5月5日才正式到达第一战区司令部指挥作战，并选择了与何应钦不同的第三号作战方案。5月7日，日军正式发动进攻，并展开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空降作战，在一片混乱中，中条山的防线最终被突破。

整个中条山战役的指挥调度混乱不堪，至今到底应由谁承担责任仍是个谜，整个责任追究成为了一笔糊涂账。或许，真正的“最大糊涂虫”和主要负责人正是蒋委员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