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与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两次会议之一。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曾在全体代表面前特别强调：“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这一评价，甚至高于他对遵义会议的看重。

党史与军史中的普遍观点认为，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在党内、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并成功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遵义会议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所谓“三个挽救”的观点也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是否可以说遵义会议完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外的领导权，仍有不同的看法。

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首先体现在它摆脱了远在莫斯科的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王明对党和红军的控制。会议撤销了王明在中国的代理人博古（及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正式将毛泽东重新召回至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事实上，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内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

会后，毛泽东被纳入红军的军事指挥小组，与周恩来、王稼祥并列。尽管周恩来是最终作出决策的人，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指挥权和影响力显然非常重要。有观点认为，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就是让党和红军的领导权落入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路线之手。周恩来深知自己的军事才干相对不足，他愿意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而党内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张闻天，也开始倾向于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思路。

例如，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面临的第一次战斗——打鼓新场战斗。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而张闻天主持的会议则坚信必须出兵。会议期间，毛泽东甚至以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来威胁，力求制止这场战斗，最终张闻天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当天晚上，毛泽东一夜未眠，带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商议，最终周恩来也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决定推迟进攻。次日的情报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战斗果断被取消。由此可见，虽然毛泽东并未完全实现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但他的军事眼光和战略布局无疑得到了全军的信任和依赖。

与此同时，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依旧对中共内政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及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明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中共中央与红军进行长征时，王明起草并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八一宣言”。该宣言在1936年发表，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不过，到了1937年11月末，王明携带康生、陈云等人从莫斯科返回延安，随即召开了所谓的“十二月会议”。这次会议的议程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王明的提议进行的，并通过了他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毛泽东事后回忆道：“十二月会议上，我是孤立的。”在这次会议中，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常驻武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文章。王明的做法明显带有挑战延安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意味，甚至对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进行了抵制。

然而，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王稼祥于1938年8月回到延安，情况发生了转机。王稼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触中，得到了明确指示：中共的未来应由毛泽东领导，王明应停止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坚决拒绝王明在武汉开会，要求王明等人回到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最终，王明不得不屈服，并参加了此次会议。

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被彻底纠正。会议撤销了中共长江局，王明则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彻底失去了挑战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机会。共产国际的支持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会议上，王明也公开作出自我批评，承认自己长期在莫斯科形成的习惯影响了他对中共中央的态度。

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党的组织纪律，提出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作为党内核心的地位。通过这次会议，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正式确立，也让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巩固。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强调指出，六届六中全会与遵义会议是党史上的两次重要会议，而其中六届六中全会，毫无疑问，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