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丘中郎将”及“摸金校尉”两词最早见于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一文：“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然而历代史家对于曹操是否设置过这两种官职的看法却是莫衷一是。刘勰《文心雕龙·檄移》说“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吕思勉对于此事曾言“其诋魏武或诬，然谓魏武军中无是事，固不可也。”因此，对于曹操是否设立过发、摸二职还需进行一番探究。

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各率军进行官渡之战，袁绍为了拉拢刘备和冀州官民共讨曹操，特命陈琳作檄文。檄文，是古代一种军事性的文书，在征伐时起到声讨作用，具有“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词断”的特点。虽然檄文为了强调自身的正义性，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它还要有一定真实性和说服力才能使大家信服。故当时广为流传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一文在内容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

檄文中所述曹操设立发、摸二职虽然在其他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檄文中所记曹操的其他事迹则多有史料可与之印证。《檄豫州》载“故太尉杨彪，历典三司，享国极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触情放匿，不顾宪章。”关于此事《后汉书》载“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檄豫州》中又有九江太守边让因正义直言被曹操杀害的表达，此事在《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典籍中均有记载。可见，对于曹操诬罪杨彪、族杀边让之事，《檄豫州》所述基本属实，并无诬陷曹操之意。因此可以得出《檄豫州》内容大体真实，故曹操设发、摸二职之事盖为不诬之词。

而陈琳本人性情耿直，曾直言进谏。他作《檄豫州》一文时虽为曹操敌对一方，内容应当可信。《六臣注文选》载“后绍败，琳归曹公。曹公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发。曹公爱其才，而不责之。可见曹操在质问陈琳之时，仅仅质问陈琳为何要恶其父祖，而对于檄文之中提到的曹操挖掘梁王墓，设发、摸二职之事却只字未提。陈琳谢罪的回答也只是强调自己之所以著此文章是形势所迫。并未提到自己有诬陷不实之举。从这一问一答的对话当中，似乎可以看见曹操对于盗墓发陵及设发、摸二职之事的默认的态度。

秦汉之时厚葬之风气颇盛，帝王诸侯官僚的墓葬随葬品也极为丰富，由此引发了东汉末年动荡之时猖盛的盗墓风气。《晋书》载索綝之言“汉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可知汉朝帝王陵寝里的宝物数量十分庞大。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河北满城汉墓共出土随葬品两千八百多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等大量制作工艺水平极高的器物。陪葬品之丰富、墓葬之豪华可见一斑。盗墓和厚葬又可谓一对孪生兄弟，总是相伴相随。《史记·货殖列传》载中山之人“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可见当时盗墓之风已成地方习俗。盗墓行为的最基本的动机，由自劫夺财产的出发点，即“物利”的追求。这些都为曹操之盗墓行为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发生环境。

东汉末期时局动乱，混战不已。皇家官僚墓葬之中的大量珍宝钱币，对各方割据势力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墓葬之中的大量财宝成了军队供养的重要来源，随之而来盗墓掘冢之行为也就愈演愈烈。可谓“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三国志》载董卓“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及“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砖於临湘为孙坚立庙。”《后汉书》中载“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可见东汉末年盗墓现象频发。

而曹操作为当时一大割据势力，也确实有过盗墓的行为。《太平御览》记载“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磐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大墓，有碧石满莹”。故曹操手下应有一批盗墓人员之存在。曹操为了获取更多的墓葬财宝重视盗墓人员，并给盗墓人员设定如发丘中郎将及摸金校尉的官职也就不足为奇。

另外，曹操生前两次颁布诏令强调节葬的问题，《三国志》载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及二十六年遗令曰“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曹操临终遗令仅谈到节葬之问题，一方面可以看到曹操重视节俭节葬，另一方面，也可以推测正是因为曹操早年也参与了挖掘陵寝的行为，深感动乱年代厚葬的结局无非是遭他人盗掘，使人死后也不得安生。因此才特别强调死后要节葬，不树不封。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曹操有极大的可能性设立发丘中郎将及摸金校尉二官职。而据《三国志》载曹操“冬十二月，始起兵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中平六年为公元189年。而陈琳《檄豫州》之文著于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据此可以推出，发、摸二职的设立时间为公元189年到公元200年之间。

古有曹操盗梁王墓之恶行，今有孙殿英发慈禧陵之劣迹。盗墓行为不仅从道德伦理上为千夫所指，而且会对正常的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带来消极影响，更会导致大量珍贵文物和流失和破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于盗墓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打击，盗墓现象有所收敛。我们研究盗墓行为的目的正是在于抵制和严打盗墓行为，保障正常考古研究，保护我国珍贵的文物资源。

（节选自《才智》，2016年第21期）《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