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文官体系中，许多官职都存在“一岗多职”或“一岗多衔”的情况，这在官方术语中被称为“例兼”。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总督、巡抚通常会同时兼任兵部、都察院的职务。

除了督抚职位外，京城的其他衙门中，也有不少官职采用了“例兼”的方式，尤其是内阁。内阁是国家的核心机构，其组织和职务设置延续了明朝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内阁的最高官员是大学士，下设有协办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等职。

在顺治时期，内阁的学士职务品级为正五品，通常包括六位满洲人和四位汉人。到了康熙时期，内阁学士的品级发生了较大变化，改为例兼礼部侍郎的职衔，使得内阁学士的地位和各部侍郎相同，均为正三品。雍正时期，内阁的职制进一步确定，大学士升为正一品，而尚书则升为从一品，侍郎则为正二品。从此，内阁学士例兼礼部侍郎的衔位成为定制，通常被认为是步入高官之路的必经之地。

内阁的二号人物是协办大学士，这个职务是在雍正时期设立的，满汉各有一位。虽然内阁已有大学士，但为何还需要设立协办大学士呢？其原因在于，大学士有时会负责处理内廷事务或被派往外地，内阁日常事务的管理便需要协办大学士来协助，因此协办大学士实际上是内阁的实际掌舵人。协办大学士与各部尚书的品级相同，但其地位稍高于尚书，因为协办大学士在未来往往会直接晋升为大学士，而尚书则需要通过晋升协办大学士才有机会成为大学士。

《清朝会典》规定，凡是由尚书晋升为协办大学士时，仍会兼任尚书职务，这也意味着协办大学士在处理内阁事务的同时，仍是某个部门的最高领导。然而，如果是由左都御史晋升为协办大学士的情况，则左都御史职务就会空缺，不再继续担任。

翰林院在清代初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隶属于内阁，直到康熙时期才成为一个独立的衙门。翰林院的最高官职是掌院学士，通常由内阁大学士兼任。因为内阁大学士大多出自翰林，且每月需定期到庶常馆教授庶吉士，所以由内阁大学士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非常合适。不过，这一安排通常只适用于汉族大学士，因为满洲大学士中许多人并非翰林出身，甚至没有进士资格。因此，满洲大学士通常不会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像和珅在担任大学士兼掌院学士时，就曾引发翰林院士子的强烈不满，认为他缺乏资格。

此外，虽然大学士通常不直接管理地方事务，但也有些例外。例如，大学士或尚书有时会被派去担任顺天府尹，管理京城的地方事务。顺天府尹职责繁重，既要处理地方事务，又需协调朝廷政务，因此常常由当朝的大学士或尚书兼任。这样安排的原因是，顺天府尹职权较重，容易引发政治纷争，因此需要有足够威望的官员来担任。尽管如此，许多大学士和尚书并不愿意长期担任顺天府尹，因为这个职位的压力和复杂度相当大。道光年间的卓秉恬便是一个例子，他曾长期兼任顺天府尹，并且在任期间，京城的权贵都小心谨慎，不敢轻易得罪他。

清朝还规定，虽然大学士有时兼任军机大臣，但这并不算“例兼”，因为军机大臣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职务，而是一个临时性质的差事。此外，内阁大学士还可能兼任其他部门的职务，但这种情况不被视为“例兼”，而是属于特例。

综上所述，清代的官制有许多职务是“一岗多职”，这不仅体现了官职的灵活性和效率，也反映了当时政治体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