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同志才智出众，他在华北的工作迅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绩斐然。原本令人担忧的华北局势在他的指挥下焕发了新生，形势瞬间变得充满活力。而且，曾经处于困境的华北局同仁，在少奇的带领下，似乎也焕然一新，各自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这正是一个卓越组织者的深远影响力，也体现了少奇作为操盘手的高超水平。

王明刚刚回国时，信心满满，斗志昂扬。他认为自己肩负着来自第三国际的使命，怀揣着雄心壮志，准备为国共合作带来变革，打下一个更为辉煌的基础。可是，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轻松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即便能做到，也常常是经过长时间的思想调整和心理重建。但王明却不同，他从左倾冒险主义到右倾投降主义，几乎是一步之遥，而且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这一转变。

然而，他很快发现，延安的情况与他想象的完全不同，他曾经的那些做法和观点在这里根本行不通，自己的“第三国际”光环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他找过张闻天，张闻天对他不以为然，冷淡至极，王明心里暗自有些失望。虽然能理解张闻天的态度，因为他始终认为张闻天更多的是一个书生型的人。接着，他又去找博古，博古则劝他要认清形势，必须服从党中央，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务实做好工作，这样的意见他也能理解，毕竟与博古关系深厚，两人无话不谈。然而，当他找康生时，康生则答非所问，后来干脆避而不见。王明回想起曾在苏联时，康生曾当众举手高呼“王明同志万岁”，此刻不禁对康生心生怨恨。

1938年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的桥儿沟召开，王明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但他心中感到巨大的压力。会议明确提出，要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崭新的概念。王明心里感到百般不满，觉得在当前的局势下，没有苏联的支持，根本无法完成任何事业，何谈中国化？他没有死心，依然积极尝试，希望将自己过去所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重序再版，作为党史教材在延安的各级学校中使用。

1938年11月，少奇同志来到中原局。当时的少奇仿佛是“开挂”了般，中原的局势瞬间焕发了活力，一片欣欣向荣。少奇同志的到来，为中原的抗日斗争注入了新动力，也极大提升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1940年，少奇同志带领同志们深入华中敌后，开辟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一举措成为了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分。历史告诉我们，遵义会议主要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由于时局的制约，并没有从思想和组织层面上彻底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路线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1940年12月4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指出，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的政策，到六大时有所纠正，但在后期又重新回到了“打倒一切”的做法。左倾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要严重。毛泽东提出，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军事上的错误，但并未触及到路线的错误，实际上，遵义会议的决议需要做一些修改。

随后的发言中，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等同志逐一发言，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对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分析。毛泽东点燃一支烟，陷入深思，意识到要让所有同志接受正确的思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接下来的九个月，毛泽东着重做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中央高干学习会，集中学习马列主义经典，汲取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二是编辑《六大以来》，将党内文件汇编成册，供全党学习。

胡乔木后来回忆道：“如今再看这些文件，才发现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如此明显，有些人再也无法反驳了。”

1941年9月，党的“9月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深入总结了党在历史中的教训，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问题以及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党内领导层犯下的错误。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博古、任弼时、陈云等人做出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陈云特别指出，刘少奇同志代表了过去十年间白区工作正确路线，部分干部的岗位安排有误，应该调整，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应该得到提升。任弼时也强调，毛泽东和刘少奇能够依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工作策略，因此在避免主观主义上做得较好。

康生则反思了自己与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时的分歧，坦诚承认了自己曾经的错误。王明在两次发言中始终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直接将责任推给博古和张闻天，同时批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过左倾，“这不太好”。毛泽东综合各方意见，最终总结认为，刘少奇同志“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群众领袖，代表了正确的方向”。

在抗日的新形势下，毛泽东需要一位具有深厚理论功底、丰富实践经验和坚定忠诚的同志来协助工作，刘少奇正符合这一要求，并始终代表着正确的发展方向。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同志给刘少奇发去电报：“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已收到电报，期待你参加七大。”

这样的一位领导者，注定会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