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9日，蒋介石乘飞机抵达重庆，随后在歌乐山的官邸召集了一场重要的军事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将领包括张群、胡宗南、钱大钧、宋希濂、杨森、刘文辉、罗广文以及沈策等人。

当时，国民党军队已陷入极度困境，历经三大战役后，主力精锐几乎全军覆没。西南地区虽然仍有约90万兵力，但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尚能再战一场。只要能够守住西南的一隅，便有扭转局势的可能。

然而，蒋介石的乐观态度并未被其麾下将领所认可。即便是胡宗南和宋希濂这两位老将，也不看好战争的胜算，甚至曾私下讨论彻底放弃西南，转而退守滇缅边境。

蒋介石在会议中开口问道：“诸位将军，大家认为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哪里？”

会议室内一时寂静无声，过了片刻，沈策缓缓开口说道：“从历史经验来看，三国时期邓艾攻蜀多由陕西进入四川。历代兵家多从川北入川，虽也有从江上逆流而上的路线，但地形复杂，行动不便。如今川陕公路通畅，交通便利，方便共军展开进攻。因此，我认为共军很可能会选择川北方向发动进攻。”

众人纷纷望向发言者，正是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的沈策，他也是胡宗南的心腹，因而其发言得到了胡宗南的支持。胡宗南本就倾向于认为敌军会从川北进攻，因为川东地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不利于大军快速行动。

蒋介石也默默点头，这与他的判断不谋而合。会议结束时，他自信地下达命令：“综合各方面情报，川北是共军重点攻势，防守必须加强。秦岭防线务必坚守，未经我命令不得后撤。同时，必须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罗广文兵团要迅速部署于南充、大竹地区，做好向川北机动的准备。”

然而，蒋介石下达命令的同时，却正中了我军早已设计好的陷阱。沈策的发言正中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心理预期，因此他们并未多加怀疑。

他们未曾想到，沈策的话语并非出自其本人，而是背后有人精心策划。策划者正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刘宗宽中将。

有人可能会好奇，既然刘宗宽是代理参谋长，为什么不自己公开发言，反而让沈策替他说呢？这背后有一个复杂的故事，核心原因是刘宗宽其实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刘宗宽生于1905年7月，陕西蒲城县一个中农家庭。按理他应是教师，然而从陕西大荔县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投身军旅，加入了杨虎城部队，凭借学识受到重用。为了革命理想，他坚持南下报考黄埔军校，杨虎城也支持他的选择。

1924年，刘宗宽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他并未进入蒋介石掌控的中央军嫡系，而是留在杨虎城麾下，逐步升任上校参谋、团长、副旅长及旅长等职务。

1934年8月，杨虎城推荐刘宗宽赴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7年9月，刘宗宽以特别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誉为“武状元”，并作为毕业代表，接受了蒋介石亲自颁发的文凭。

凭借黄埔和陆大的背景，蒋介石曾试图拉拢刘宗宽，但后者对蒋的为人极为反感，坚决回归老部队，这令蒋极为不满。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刘宗宽经38军军长孙蔚如举荐，出任该军少将参谋长，随后调任陕西省军管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此时，他与胡宗南产生矛盾。

1940年5月，胡宗南调刘宗宽任陆军暂编15师师长。刘在执行防务时，发现部队中不少胡宗南安插的亲信涉足走私贩毒，愤而严惩，引发胡宗南强烈不满。

1941年10月，胡宗南以捏造的“走私”罪名下令查办刘宗宽。虽然调查未发现实据，胡宗南却在向蒋介石告状时，称刘宗宽为杨虎城的“外甥”，令蒋极度反感，将刘宗宽押往重庆。

尽管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部无法查实罪名，出于对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畏惧，仍草草判处刘宗宽有期徒刑。蒋介石见状，竟亲自签署死刑判决。

命悬一线之际，刘的老师韩兆鄂和同学韩练成（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四处奔走营救，最终将死刑改为13年有期徒刑。

经过这一番磨难，刘宗宽对国民党当局彻底失望。1943年，郭寄峤、鹿钟麟等人担保下，他被保释出狱。1945年3月，经陆军大学章培推荐，以调服劳役名义任职陆军大学兵学教官及将官班副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块陆大的金字招牌让刘宗宽得以留任。更重要的是，通过老师韩兆鄂及郭则沉的介绍，刘宗宽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并开始与中共接触，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1945年初，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宴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刘宗宽亦应邀参加。周恩来详述中共政策，鼓励民主党派团结抗战，最终建立新中国，深深打动了刘宗宽。

尽管如此，刘宗宽当时尚未与中共建立地下党关系。1945年10月，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推荐他任重庆行营参谋处长。抗战胜利后，刘宗宽预感蒋介石必将发动内战，心中抗拒执行任务，遂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重庆负责人郭则沉商谈。

郭则沉将消息传达给中共地下负责人吴玉章，后者指示他劝说刘宗宽接受任命，以便暗中掩护民主人士活动和革命事业。刘宗宽得知后欣然同意。

从此，他与中共保持密切合作。刘宗宽虽非专职情报员，却多次表达想投奔解放区的意愿。老同志庄明远劝他：“大局当前，你应坚守岗位，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他只得暂时忍耐。

1949年春，重庆绥靖公署更名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刘宗宽原任副参谋长，因参谋长肖毅肃长期未到任，张群特意任命刘宗宽代理参谋长，赋予他更大权力。

1949年5月，刘宗宽在重庆偶然与老乡好友房显志取得联系。后来得知，房显志是受中共地下党指派与他联络的。

同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间隙，毛主席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商讨渡江战役后的全国进军计划。毛主席未采纳陈毅建议由三野进军西南，决定由二野主力前往西南。

会议结束后，刘邓首长南下途中在郑州公开露面，意图迷惑国民党，制造我军将从川北进军的假象。中央指示贺龙率一野十八兵团在秦岭一线制造攻势，果然诱使胡宗南加强川北防守。

作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刘宗宽刻意在川东地区留出缺口，方便二野部队顺利挺进，设立了一个名为“川黔边绥靖指挥部”的空壳机构。该指挥部虽名义上存在，却无实兵驻守，仅有地方武装和保安团，几乎无战斗力。

此指挥部位于宋希濂的直接管辖范围之下，却是他最不易察觉的地方。

此外，刘宗宽还对外声称我军将仿照三国邓艾攻蜀路线，从川北进入西南。考虑到与蒋介石、胡宗南的矛盾，担心计划泄露，他特地找沈策出面发言。沈策认为计划对自己有利，毫不犹豫在会议上提出此观点，成功获得蒋介石和胡宗南的认同。

刘宗宽将详尽的作战方案、部队部署图及人员配备，连同进军路线建议，通过房显志传递给中共地下党，最终送达二野领导层。

有趣的是，一野配合陕南制造攻势，令胡宗南措手不及，更加坚信敌军将从川北进入西南。刘宗宽趁机将原驻守川东北的罗广文兵团调往川西北，在川陕甘边布防。

未料罗广文兵团刚刚抵达川西北，便接到“川东告急”的紧急通知。刘宗宽以军政长官公署名义，命令罗广文兵团回援川东。该兵团往返奔波疲惫，抵达后未及充分准备，即被我军围困激战，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残兵逃回川西。

1949年11月，二野大军挺进西南，贺龙指挥一野十八兵团自秦岭南下，蒋介石见重庆形势危急，慌乱中调遣胡宗南集团回援，派遣800多辆汽车接回胡宗南第一军。

刘宗宽获悉消息后焦急万分，迅速通过地下党关系将此情报送出。获悉后，十八兵团加速前进，连夜出击，成功在半路全歼胡宗南号称精锐的第一军。

为重庆解放，刘宗宽付出了巨大心血。

1949年11月28日，重庆解放在即，刘宗宽借故脱离逃往成都的军政长官公署官兵及警卫团，随重庆百姓一同迎接人民解放军。

解放后，刘宗宽受邀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刘伯承元帅在学院大会上盛赞：“刘宗宽同志对解放战争，尤其是西南战局有重大贡献，起用了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臣。”

建国后，刘宗宽多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组织认为：“你在党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更大。”他无奈接受，投身国家建设。

晚年，刘宗宽自知时日无多，再次提出入党请求。1992年3月5日，身患重病住院时，他面对来访的重庆市委统战部领导，最后一次郑重请求：“我已87岁，退隐多年，入党不是为官也非求利，只求以共产党员身份了却终身夙愿。”

组织考虑其建国前后为党和国家的卓越贡献，决定为其办理入党手续。但刘宗宽身体已大不支撑。

1992年7月29日，刘宗宽因突发脑溢血在重庆逝世，享年87岁。党组织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表彰其一生的忠诚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