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一位观点尖锐、立场鲜明的作家，不论是他毅然弃医从文的初衷，抑或那一系列诸如《呐喊》《彷徨》《阿Q正传》等饱含革命色彩的代表作，都体现了其慨然的革命决心和满腔的救国热情。

然而，也正因为他的反建制革命思想过于锋芒毕露，把封建落后文化批判得体无完肤，所以当下有许多文学评论家都认为，他的作品和思想已经不再符合新时代的文化发展要求。

例如我们今天的正题，鲁迅先生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奴性思维，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就是一直跪倒在皇权脚下，说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亡我奴”。这就不仅仅指代的是晚清那一批“八股取士”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思想落后腐朽的酸儒、“臭老九”了，而是把历朝历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给涵盖了进去——而这恰恰就引发了很多古文化研究学者们的不满，认为这样的说辞过于绝对与彻底，甚至批判他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这里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传统儒学教育下的专门为封建体制下最高统治者服务的特殊人才，而鲁迅说他们具有奴性思维，大抵也是从其群体的社会性质来看的。

因此，笔者这里就专门来叙述一下，封建体制下的奴性思维具体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必须从中国自李唐正式确立到清代末期最终废除的科举制谈起。众所周知，科举制是我国选官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以之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封建人才选拔和录用体制机制，在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轻视的重要作用。

追溯后世科举选官的渊源，实际上最早开始于三皇五帝这等尚未证实的传说时期就开始推行的禅让制，选贤举能、试用考察的方法为后世历代的人才选拔构筑了基本的蓝图；春秋战国纷争不断，施行按军功授爵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任人唯贤；再往后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更是如此。

历史的车轮走到了隋唐，科举制也终于算是登上政治的舞台，并在这以后的一千余年为封建政治集团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于此，就不能避开中国古代的教育事业面貌。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可见至少在先秦诸子时期儒学就天生地与治世挂上了钩，而治世的重要前提便是掌握政治权力。

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和儒学文化就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导向，统治者凭借“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的理论趁机将儒士与治国报国的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汉以后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儒学出身，所以自然就与封建阶级体系挂上了关系。

宋代程朱理学中对儒家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洗脑”，并引申出了“儒教”的概念，与道教佛教并称三教，从而为传统儒学增添了半封建半神学色彩。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无论是教育体系，抑或是选官制度，都始终摆脱不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子，从这一点来说，这些制度作用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确大多都是实质上服务于封建皇权的，鲁迅先生说的奴性不无其道理。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是说错了，而是有其出现的时代背景。

“只有太监，才会去吹捧皇帝呐！”鲁迅在他的杂文《灯下漫笔》中，认为全部中国历史只能分为两个时代，一个叫做“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另一个叫做“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先生之所以对于中国知识分子阐发如此深恶痛绝地批判，与其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在政治、经济大混乱的共同作用下，加之外来维新思想和革命理论的冲击，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体系再也无力维系社会群体思维导向的稳定性，仅仅是走俄国的老路、靠着暴力革命来挽救危机远远不能满足落后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需要。所以，先生弃医从文，意欲通过一场对社会文化现状一针见血的批判和怒骂，来喝醒尚且沉溺于安稳陈旧封建思想中的广大人民群众，更要打碎知识分子们的一切侥幸心理，让这些社会急需的人才从精神上清醒过来，并自觉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中去。

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角度，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浩气长存”的存在：先秦诸子百家齐放的气概、魏晋狂士吟啸山林的豪情、李白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时那股骨子里的不羁桀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气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能空口谈之者无数，能起而行之者也大有所在。

这些大贤文豪才是中国知识分子脊梁所在，无论哪个时代，这些挣破奴性、挥斥方遒、意气云天之辈都是从来不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