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宦官的权力似乎可以轻易地将皇帝罢免，甚至走到要其性命的地步。然而，实际上，对于唐朝而言，真正致命的威胁却来自于藩镇的割据，而导致这一割据现象的主因却另有其人。

有人认为，唐朝宦官的专权始于高力士，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尽管高力士在唐玄宗时期享有一定的权力，他在朝政中的影响更倾向于间接，实际上他的地位虽高，却并未真正掌握实权。

真正具备实权的宦官是李辅国，他在“马嵬驿之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唐肃宗的即位提供了支持。在唐玄宗依然执政的背景下，大唐的权力实际上形成了两大中心，此时，李辅国作为唐肃宗的亲信，成为了一个恶犬角色，因此他最终得以获得“内宰相”的实质性地位。

随着唐代宗的即位，他为了削弱李辅国的权力，提拔了程元振，随后又提拔了鱼朝恩，最终编织成一个庞大的宦官集团。唐德宗在位期间，曾一度对这一宦官集团实施强硬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泾原兵变”中，手握重权的士族集团所掌控的神策军因为腐败而不堪一击，最终导致长安沦陷，令唐德宗深感失望。因此，叛乱平定之后，他又开始依赖宦官执掌神策军，宦官的专权愈发严重。

随着唐顺宗的当政，他开始推行“永贞革新”，这一改革触动了宦官集团和部分士族的利益，导致宦官俱文珍发动政变，迫使唐顺宗将皇位禅让给太子唐宪宗，这也是唐朝历史上宦官首次废立皇帝的先例。

而唐宪宗十分宠信宦官，进行了一次唐朝历史上最成功的削藩行动。在他的支持下，宦官的权力进一步增强，形成了不同派系并展开激烈的争斗。最终，唐宪宗“作茧自缚”，被宦官陈弘志杀害，王守澄和梁守谦则拥立了唐穆宗。

从此以后，唐朝的每位皇帝都由宦官所拥立，期间不乏皇帝和皇子被宦官杀害的惨案，甚至唐昭宗还被宦官囚禁了一年之久。

唐朝宦官势力的崛起，事实上是众多皇帝一手培养的结果。由于内斗激烈，皇帝对外朝的大臣失去信任，宦官势力便顺势转变为维护皇权的重要助手。正是在宦官的帮助下，唐朝的军权和朝政日渐集中于内廷，形成了以皇帝为核心，宦官为基础的权力中心。

严格来说，宦官的专权实际上是皇帝与宦官共同合作的结果，对外朝官僚体系的侵蚀。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助手，而非与之独立的政治力量。

唐玄宗在位时，雄心勃勃，不断发动战争，导致兵员和物资的巨大压力。同时，由于土地资源的枯竭，府兵制度难以维持，经过宰相张说的建议，唐帝国最终放弃了府兵，改为募兵制度。

边疆地区开始实施就地募兵，钱粮税赋也由地方直接征收，节度使逐渐成为地方军政合一的首长，这便是藩镇的雏形。起初，藩镇的节度使都是由朝廷任命的，立功之后便能回朝升职，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出将入相”的人才，如张说、牛仙客和萧嵩等。

然而，李林甫任宰相时，因担心这些杰出人才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向唐玄宗提出建议：认为汉族人在担任节度使时容易形成派系斗争，故可用胡人选拔节度使，他认为胡人在朝中没有基础，更加忠诚。此建议获采纳，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和高仙芝等多个胡人遂被任为节度使。随着节度使权力的不断集中，加上中央禁军数量的锐减，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肃宗和唐代宗不得不依靠藩镇的力量，最终，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藩镇却在全国范围内扩张，拥兵自重的局面随之出现。

唐代宗对藩镇的纵容以及唐德宗削藩的失败导致了多次叛乱，最终形成成德、幽州、魏博、淄青和淮西等藩镇的割据局面。唐宪宗和唐武宗在位期间，几乎完成削藩，于是却面临功亏一篑。唐僖宗时期的黄巢起义，使藩镇割据在全国迅速蔓延，大唐帝国实际上变成了一具空壳。

藩镇割据的直接原因在于地方官员掌握了军政大权，形成了一套独立于中央的完整体系。随着节度使与朝廷矛盾的加剧，节度使逐渐变得心浮气躁，朝廷的控制力也逐步减弱。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唐朝的节度使最初是由朝廷委任的“流官”，而后来的节度使多由地方士族自行推举，成为“土官”。这意味着节度使逐渐地方化，并开始走向世袭，和朝廷官僚体系几乎脱离联系。

这便是藩镇割据的核心问题所在，即节度使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形成与朝廷根本利益对立的局面。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宦官实际上并不算是独立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某些时刻可能会对皇权产生冲击，但一旦与皇权割席断交，他们的自身存亡也将受到威胁。

中晚唐的宦官们大多遵循相似的道路：首先借助个人能力将自己的主人推上皇位，并因此获得主子的信任和重用。随后，由于过于张狂或因权力过大受到主子的忌惮，皇帝便会借力打力，用新宠换掉他们。当皇帝臨近晚年，宦官们又会开始新一轮的博弈，为各自的主人争取权位而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

因此，宦官势力实际上始终围绕着皇权运作，尽管掌握军权，但一旦失去主子的信任，则随时可能被皇帝清除。根本原因在于，皇帝并非愚蠢，绝不会将军权交给单一的宦官，而是分散于一个团队之中，任何宦官都无法一手遮天。

这便是皇帝更倾向于信任宦官的原因，因其危害可控，且忠诚度远超外朝的大臣。

实际上，唐朝的灭亡与唐昭宗铲除宦官势力密切相关。因与杨复恭产生严重分歧，唐昭宗发动了针对杨的讨伐战争，虽然宦官掌握的神策军从此归还皇帝，但兵力却几乎丧失殆尽。

自此以后，皇帝失去了“打狗棍”，唐昭宗沦为李茂贞、李克用和朱温轮番欺辱的傀儡，最终被朱温杀害。因此，从某种角度看，铲除宦官可以说是皇帝自断臂膀的行为。

藩镇的危害远超过宦官，因为它们的立场与朝廷对立，并在经济和政治上深深削弱了国家的权威。更为严重的是，自唐代宗时期起，藩镇不断挑衅朝廷，发动叛乱，甚至联合形成同盟，屡次将大唐帝国推向深渊。

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的叛乱使唐代宗不得不逃亡至陕州，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自立为帝引发泾原兵变，导致唐德宗流亡奉天，河中节度使李怀光的背叛更是让大唐险些提前灭亡……

最终，结束大唐的朱温在众多节度使中也仅此一员，正是藩镇割据如同肿瘤般的存在，让大唐帝国始终处于失去生机的困境。

由此可见，宦官专权实际上是朝廷内部斗争的结果，既有利弊并存的一面，也不能一概而论；而藩镇割据则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局面。

这一结论并没有争议之处，令人好奇的反而是：为何会出现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现象？究竟谁才是大唐灭亡的真正罪魁祸首？

其实，豪门士族集团正是问题的根源。他们对帝国资源的垄断导致了更加深刻的社会不公，能力的集体蜕化则使他们失去了维护旧秩序的能力，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唐走向灭亡。

唐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以豪门士族集团为资本的王朝，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一大批庶族阶级迅速崛起。这个过程中，豪门对于资源的垄断与科举测试狭窄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实际上，藩镇难以根除的原因在于它已经成为庶族阶级表达个人诉求，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有力“宿主”。藩镇的节度使最初皆为朝廷派出的官员，出身多为豪族，而后期节度使的产生则多由地方庶族推举而来。由于他们在朝廷难有立足之地，但在藩镇却能掌控一方的政权，于是藩镇与朝廷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就显得势在必行。

我们不难发现，豪门士族集团的堕落速度令人唏嘘。中唐之前，韦、裴、李、崔、赵、郑、卢等名门不断涌现，为大唐帝国书写了辉煌的篇章。然而，在中晚唐时期，这些大家族失去了璀璨的人才，取而代之的是庶族阶级的崛起，如张九龄和郭子仪等。

因此，唐朝的历史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盛衰史，更是一部豪门士族逐渐堕落和庶族阶级兴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