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5日的夜晚，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二兵团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全军覆没。黄维作为这一兵团的指挥官，也在战斗中被俘。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在这场决定命运的战斗中，黄维、胡琏与吴绍周（时任第85军军长）曾一同驾乘三辆坦克试图突围。临行前，胡琏还特地让黄维换乘一辆新的坦克，这或许是他的一种\"英雄气概\"。然而，天公不作美，黄维所乘的坦克途中故障，无法继续前行，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制裁。

黄维被俘后，并未表现出一丝悔意，反而极度抗拒改造。甚至有一度他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并且与解放军官兵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显然，这其中不乏有情绪上的宣泄。原因或许与他曾经对我军所做的种种暴行有关。尤其是在中野双堆集战役后，很多战士因黄维下令使用毒气而受伤，甚至丧命。刘帅亲自到野战医院看望时，目睹战士们咬牙切齿的表情，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战士们纷纷表示，若有机会定要为牺牲的同袍复仇。

尽管黄维自诩以“英雄姿态”撤退，试图掩盖自己过去的种种不仁之举，但这并没有赢得他身边同僚的理解。原国民党军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曾不止一次嘲讽黄维，称其为“国民党的罪人，共产党的人物”。对于这些讥讽，黄维除了苦笑以外并无其他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杨伯涛与黄维有着一段不解的缘分。他们曾同属陈诚“土木系”，而且黄维曾是杨伯涛的上司。尽管如此，杨伯涛为何如此不给黄维留面子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杨伯涛并非黄维提拔上来的，反而是胡琏一手提携的。与许多“土木系”的高层将领相比，杨伯涛的资历较浅。毕竟，他属于黄埔军校第七期，而黄维是黄埔第一期毕业，胡琏则是黄埔四期的出身。而在当时，黄埔四期、三期的军官基本掌控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职位，包括熊绶春等人，均在此列。

杨伯涛的军旅生涯起步较晚，刚入军校时，他未能完成黄埔的毕业课程，便被分配到钱大钧的第三师，随即该师被编入第十八军。杨伯涛的资历远不及其他“土木系”的同僚，然而战争年代的晋升之快，极大地加快了他的上升速度。尤其是他在1937年淞沪会战时，受到罗卓英的提拔，晋升为营长。后来的发展则有了胡琏的帮助，使得他在战场上迅速崭露头角。

到1943年，杨伯涛已升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这是“土木系”发展壮大的重要一环，也为他日后晋升奠定了基础。虽然他的晋升速度较快，但其军衔的“铨叙军衔”却一直未能跟上。国民党军的军衔制度复杂，不仅要求军功，还需要时间、职位等多重因素的积累。直到1948年，杨伯涛才通过晋升获得了铨叙军衔——从步兵中校晋升为陆军少将。

从1943年起，杨伯涛在“土木系”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了重要人物之一。1946年，第十八军改编为整编第十一师，由胡琏担任师长，杨伯涛则任旅长。值得注意的是，杨伯涛与胡琏的关系深厚，后者也对杨伯涛的支持可见一斑。

然而，随着战局的变化，蒋介石的派系斗争也愈加复杂。1948年，蒋介石在陈诚的推荐下，任命黄维为第十二兵团司令，而不是原本的胡琏。虽然这一变动让黄维的任命充满了复杂背景，但杨伯涛并未因此受到太多的波动。经过一系列的战役，他成为了十八军的代理军长，尽管其职位并未正式获得批准。

这一事件的背景，值得回顾。1948年，杨伯涛的铨叙军衔从中校晋升为少将，然而这一晋升并未伴随着正式的职务任命，因此他并未能完全履行十八军军长的职责。即便如此，在实战中，杨伯涛已经接过了指挥权，并在双堆集战役中表现出色。尽管他未能正式担任军长，但凭借实战经验，他获得了黄维的信任。

然而，黄维与杨伯涛之间始终存在分歧，尤其是在杨伯涛所写的回忆录和文章中，揭示了许多“土木系”内的内幕，这让黄维不满。黄维甚至在自己被俘后，特意撰文批驳杨伯涛，称其只是一个副军长，并强调自己曾在战役中口头任命杨伯涛为十八军代军长。

这一系列的争执看似无关紧要，但却透露了黄维与杨伯涛之间深刻的矛盾。最终，两人在功德林相遇，过往的纷争也都变得无关紧要。但可以推测，黄维的不满，或许更多源自于杨伯涛揭露了陈诚“土木系”的诸多隐秘，而这一切，或许正是他不愿面对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