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看历史,往往会被风云际会中的历史人物吸引,或是帝王将相,或是英雄豪杰;而如果真的置身历史情境之中,会发现,其实一些“朴实无华且枯燥”的技术元素,实实在在地推动着历史进程,秦的统一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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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明知是阴谋,仍修“郑国渠”
不少影视作品,都描述过韩国水工郑国在秦国修建的“郑国渠”,虽然听上去有一点儿绕,还有阴谋的成分——韩国本意是为了消耗秦国实力,后来秦国也看穿了这一点,但是依然继续修建,甚至用郑国的名字来命名。秦国对于水利的重视,可见一斑。
目前我们所知“水利”这一词语的最早使用,正是见于成书于秦国、由吕不韦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慎人》中写道:“堀地财,取水利。”《吕氏春秋·辨土》还说到田土的“泽”。保证土地的“泽”,是当时关中农人已经掌握的生产技术,其主要方式,不只是单纯依赖降水,而凭借灌溉。
自商鞅变法、从雍迁都咸阳,秦的文化重心从农耕区的边缘,转移到农耕区的中心,对农耕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当时秦人对水利的重视,从祭祀河川神灵的制度中就能看出。《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这些河流都不是“大川”,却都被列入了高等级的祭祀系统,主要原因就是咸阳附近的水资源对于秦国主要农耕区的灌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郑国渠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在关中地区的成功,又让秦人把经验在巴蜀地区推广,最著名的如都江堰,让成都平原沃野千里。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华阳国志·蜀志》中讲到,因为都江堰,“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而李冰本人,因为在水利事业上的成功,甚至“升职”进入了神话系统。《水经注·江水三》引《风俗通》:“冰凿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水神斗。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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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发明双辕车、
运车数量空前,栈道通于蜀汉
秦人曾经长期游徙生活,与之对应的,关于秦先祖的传说,多以致力于交通活动而著称。比如,秦人先祖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远行,可以“一日千里”,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著名的神异故事。甚至秦人的立国,也直接与一次重要的交通活动有关——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于是,“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关于交通,有两个主要元素,一是车,二是路。
中国早期的车辆均为单辕,单辕车需要系驾两头或四头牲畜,双辕车则可只系驾一头,而最早的双辕车正是秦人发明的。陕西凤翔战国秦墓出土的两件牛车模型,形制相同,车辕为两根,这是中国考古资料中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标志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
秦人除了拥有双辕车这种先进车型,所使用的运车数量也是空前的。《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秦景公三十六年(公元前541年),秦后子鍼适晋,“其车千乘”。《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说,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穰侯免相,出关就封邑时,“千乘有余”。
车多,运力就强,而古代战争,粮草运输保障至关重要。秦史上一次大规模运粮的记载,是《史记》卷五《秦本纪》中,秦昭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予楚粟五万石”。按照汉代运粮车辆的载重标准每车25石计,运送5万石粮食,需要组织多达2000辆运车的浩荡车队。
在秦人军事扩张的历程中,秦军善于“远攻”,较早创大军团长距离远征的历史记录。秦穆公谋取郑国,即派遣大军“径数国千里而袭人”。秦统一战争中,调动数以十万计的大军连年出击,无疑也需要强大的运输力量保证后勤供给。
以秦灭楚为例,秦军出动兵力60万,以秦汉时期的通常情形折算,每天士卒口粮就需要约66667石,以车载25石计算,需要2667辆车转送,如果运程超过4天,则每日军粮都需要万辆以上的辎重车队承运,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军马的食料。而楚地战事持续长达“岁余”。
秦人不但有好车,还积极地修路。秦岭川陕古道的最初开通,就有秦人的努力;到了战国时期,有关秦国大势的论述,已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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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秦箭秦弩直接应用于军事
如果说水利和交通是基础保障,那对于统一战争来说,军事机械就是最直接、最硬核的技术。
秦弩则更为先进,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仅一号坑就出土了158件弩机,这是一种储蓄弹力、伺机发矢的远射程复合武器,据推算张力至于738斤,射程在831.6米以上。数据是否精准可以讨论,但这秦弩堪称“大杀器”是没有疑问的。
《战国策》中对于韩人制弩的水平有很高评价,但涉及秦军用弩的文字,出现密度最大。《赵策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中记载,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曰:“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国都邦属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军强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郸二十里。“其中说到秦国的“三军强弩”,似乎可以理解为秦人制作的“强弩”作为基本装备,可以武装全军。
秦国兵器中还有更厉害的“连弩”,秦始皇本人就有用这个兵器射海中“巨鱼”的经历。
当东方列国以丰厚的文化积累傲视秦人,他们忽视了秦在技术层次的优越,最终使得秦人在军事竞争中取得了强势地位。《过秦论》中所谓“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的形势的实现,自有技术条件的因素。
但历史无法重演,后人只可以史为鉴。秦人在技术方面的成功,也许又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其文化储积、文化创造和文化引进方面的若干不足,而不免最终迅速败亡——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本文原载于《中国青年报》(作者:王子今),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