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深秋,马占山的苦思与选择
1946年深秋,曾在1931年率部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中国抗日第一人”马占山,坐在南京“国防部招待所”内,凝视着墙上那幅熟悉的东三省地图,神情复杂。面对眼前的地图,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些曾经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的画面,往事如潮水般涌来,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那时,马占山已阔别东北长达13年之久。这13年间,故乡的情景多次出现在他的梦中,早已成为心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刻,他曾怀抱希望,期待着能够重返家乡,恢复昔日的荣光。然而,这份希望刚刚萌芽,内战的爆发却让他陷入了无尽的失望。
令他更加痛苦的是,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关键战役——攻占张家口的战斗中,他曾经指挥的“东北挺进军”中的两个骑兵旅也在其中。尽管当时他并未亲自站在前线指挥,但他一直支持国共合作,且在抗战期间,曾多次得到共产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现在,他却感到无颜面对全国进步的舆论和人民。
更让他陷入两难选择的是,蒋介石在“战胜”的余威下,将他召回京城,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要求他带领部队返回东北,迅速收编胡匪,建立新的反共战场。对于一个深爱故土、渴望复兴家乡的老军人来说,这样的机会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然而,这一切都伴随着战火的重燃和家乡的灾难,让马占山在决定前进还是后退的时刻,充满了内心的挣扎。
矛盾的抉择与未尽的责任
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马占山最终作出了一个让自己都感到痛苦的决定:他不会直接拒绝蒋介石的命令,但以“养病”为由推脱了上任的请求。这意味着他虽然表面上保留了职务,但实际上已经无法再亲自带领部队。他将指挥权交给了傅作义,自己则名义上“养病”,回到北平。
然而,随着蒋介石的不断催促,马占山终于在半年后决定踏上重返东北的旅程。东北行辕的领导人,包括熊式辉等人,原本认为马占山的到来会引发大量胡匪投降,从而增加“国军”的力量,特地在沈阳市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然而,马占山的到来并未如预期般激起波澜,他并未携带骑兵部队,也未进行激昂的演讲,甚至连长春的“东北挺进军”司令职务都未履行。最终,他再次以养病为由,悄然回到北平。
沧海桑田与历史的呼唤
此后,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以马占山的名义,继续收编胡匪,并开展所谓的策反活动。然而,正如马占山早已预料的那样,这些手段并未奏效。辽沈战役的爆发,彻底摧毁了关外“国军”的力量,紧接着,平津战役也拉开了帷幕。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逼近北平,马占山此时正隐居在北平地安门内的米粮库胡同。由于他曾经的部队中,有大量兵力仍听他指挥,且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早在抗战时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马占山成为了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重要人物。
共产党方面通过新华社广播和地下党组织,向马占山发出了忠告与劝告,希望他能够认清时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和平解放北平出力。马占山最终回应了人民的召唤,明确表示愿意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
抉择的时刻:历史使命的承担
尽管马占山的风湿病已然发作,腰背剧痛几乎无法忍受,他依旧坚持与傅作义进行会谈,劝说他放弃顽抗,选择与共产党谈判。傅作义当时仍有三种方案:继续顽抗、撤往南方、或乘飞机远走。马占山断然否定了这些方案,坚信北平是古都,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能因为战争而毁灭,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共产党谈判。
马占山的坚定立场打动了傅作义,他决定采纳马占山的建议,开始积极寻求和平解放北平的可能。几天后,邓宝珊出城与解放军接头,成功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离不开马占山的努力与智慧。
最后的岁月:风烛残年与心中未了的使命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了。九个月后,北平成为了新中国的首都。然而,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马占山,却没有因为这一切而自诩功臣。仅仅两天后,他便依照解放军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的通告,前往“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登记。
随着解放军入城并信守承诺,傅作义等起义官兵得到了真诚的善待,这让马占山深受感动。他感叹道:“现在的中国,才是走上了正道,社会安定,百业兴旺,真是好啊!”
尽管年事已高,病魔缠身,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马占山仍然写信请求参战,希望为国家做出最后的贡献。但由于健康状况不允许,他的请求未被批准。
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马占山,毛主席亲自邀请他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然而,身患“盘龙腰”的马占山,已无法挺身与领袖们并肩工作,未能与他们一起讨论新中国的建设,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马占山的最后告别
不久后,马占山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表示手术无望。在疾病的折磨中,马占山曾染有吸食鸦片的习惯,但他坚决戒除,誓要为新中国的兴盛做出贡献。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亲人劝他吸烟以缓解痛苦时,他也毫不动摇。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在儿子的搀扶下,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65岁。周恩来总理和政府各部门为他的丧事做出了庄重安排,李济深副主席更是亲自护送他的灵柩,送往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马占山永远长眠在这片他曾深爱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