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作为中华民族抗战及二战的重要历史文化宝库，历来被视为宝贵的史鉴高地。本文围绕中央政治学校在抗战岁月中的兴衰变迁，追溯其前世今生，并结合具体遗址、知名校友及后续发展，展开深入述评。

一、抗战时期的重庆，因其特殊的陪都地位，成为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略文化中心，保存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

二、本文详细介绍中央政治学校的旧址分布及现今状态，重点聚焦其核心区域及附属建筑群，呈现战时顶级学府的风貌及其变迁。

三、中央政治学校本部与研究生部所在的彭家大院、阮庄“竹林别墅”、以及校长官邸等建筑群，历经抗战烽火洗礼，见证了学校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风云。

四、文章特别介绍中央政治学校的三位著名校友：马鹤凌与秦厚修夫妇，以及因“政治不正确”遭开除、肄业的大文豪金庸，揭示了当年校园内复杂多元的政治文化氛围。

五、抗战胜利后，中央政治学校迁回南京，最终在台湾演变为“国立政治大学”，其间发生的民运与台独势力修改校歌的争议，也成为两岸政治文化冲突的一个缩影。

六、重庆解放后，中央政治学校遗址及南泉抗战旧址群的历史变迁与现状掠影，反映了大陆政治风云和文化传承的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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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告了长达十四年的中日战争和六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终结，全国上下为之欢庆。1946年春，民国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同时将北京和重庆设为陪都。中央政治学校也随即从重庆迁回南京。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1946年政大学生在重庆城区游行的老照片，虽然影像模糊，但或许正是中央政校告别陪都重庆的珍贵瞬间。迁回南京后，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中央政治大学”，隶属于教育部。学校实行专任校长制，由顾毓琇担任校长，而蒋介石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亲自担任校长的历史，转任名誉校长。

网上可见当时中央政校的校徽、校旗及校歌。校徽设计结合了中华民国的“国花”梅花与国旗青红白三色，象征“为国育才”的使命，中间则以红色篆字“政大”点缀。推测此校徽为还都南京及政校合并后设计并启用。

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抗战史学者，我曾突击编撰过厚重的抗战通史《乱世存亡：不可忘却的民族抗争史》，但此前对梅花在抗战时期中华民国的重要象征意义知之甚少。只知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使用青天白日图案，熟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传统文化寓意，却未曾将两者联系起来。

直到2015年，前《中国洪门》杂志总编任培厚先生应邀来重庆，参加孙穗芳博士向中国历史党派陈列馆赠送孙中山铜像的仪式，我接待他时听取了相关讲解，才有幸补充了这一重要的抗战史知识空白。

中央政治学校的校歌极富时代特色，强调践行三民主义，开头即着重指出政治的管理职能，结尾则突显“亲爱精诚”的校训。校歌由陈果夫作词，李抱枕作曲，歌词朴实而庄重：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

我们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的人；

管理众人 要身正 要意诚；

要有服务的精神 要有丰富的智能；

革命建设为民生；

命令贯彻 笃信力行；

任劳任怨负责任；

实行三民主义是吾党的使命；

完成使命 担负责任；

先要我全校员生亲爱精诚；

进而使我 全国同胞；

亲爱精诚 亲爱精诚。

尽管蒋介石国民党以“抗战建国元勋”、“胜利之师统帅”等荣耀身份还都南京，然而国共内战迅速爆发。正如当时流传的谚语“胜不离川，败不离湾”，其中“川”即指重庆地区，最终蒋介石大军在军事、经济双重压力下节节败退，不得不退守台湾。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政大南京校址被新政权接管，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在大陆正式停办。

相关史料还保存有1948年国立政治大学的军训及格证明书。1954年，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批准该校在台北县木栅镇（今台北市文山区）复校，首任校长由东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哲学家陈大齐担任。最初设有行政、公民教育及新闻三个研究所，1955年恢复大学部。

截至2020年1月，台湾政治大学占地107.24公顷，设有34个学院（系）、10个研究中心，专任教师653人，普通本科生9237人，硕士生3805人，博士生949人。校友遍及台湾各行各业，成为社会栋梁。

然而，随着蒋经国时代的民主化改革推进，校歌中体现国民党理念的部分词句成为台湾民运及台独势力的批评焦点。特别是2008年马英九执政期间，学生多次联署要求废除校歌，反对在校内重要比赛中强制合唱，甚至罢唱事件频发，师生围绕校歌内涵展开激烈辩论。

2016年马英九任期结束，蔡英文执政后，政大成立“校歌检讨委员会”。2017年9月，学校召开会议逐句审议校歌歌词，决定修改不合时宜的词汇。例如，将“建设中华民国”改为“维护自由人权”，“革命”改为“革新”，“命令”改为“理念”，“实行三民主义”改为“实践民主法治”，“吾党”改为“我们”等。

为缓和两党对立矛盾，校方决定同时保留新旧两个版本的校歌，由学生自主选择传唱。在毕业典礼等重要场合，只播放旋律不唱词，使师生可同曲异词传唱。这种古今中外极为罕见的“并行校歌”状态，反映了台湾政治权力交替和社会分裂的复杂现实。

同一天，政校还通过决议，将两座蒋介石铜像中的一座迁出，成为台独势力推行去蒋、去国民党、去中国化运动的一个缩影。

2019年，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提出要求黄埔军校前身——陆军官校修改校歌歌词，否则冻结预算。陆军官校坚决回应“无意更改”，强调尊重历史传承及著作权精神，立场坚定。

2021年，台湾师范大学原校歌中“重归祖国乐融融”一句被台独当局强行删改。此类事件令人想起法国作家都德名篇《最后一课》中关于民族存亡的深刻寓意：若一个国家民族缺乏集体的政治意识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任由少数人玩忽职守，最终将自食恶果，遭天谴报应。这是“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现实写照。

这正是马英九祭访团此次参访中央政校的重要史鉴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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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解放后，中央政治学校原有的教学用地如小泉校区和彭家大院等，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经历了多次转型。

1946年，彭家大院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由董必武、张有渔等人组织，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吴藻溪及其夫人王克诚出面创办了西南学院。吴藻溪任教务长，王克诚担任校董及女生部主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挺进大西南，重庆解放战役于11月26日在南温泉展开。历时三天的激烈战斗结束后，11月30日重庆全面解放。南泉战斗成为解放重庆时间最长、最惨烈的战役，相关遗址包括“解放重庆主战场遗址纪念园”、“解放重庆历史陈列馆”及“革命烈士纪念碑”等。

重庆解放后，西南学院于1950年停办，被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接管。西南革大由邓小平、刘伯承等领导创办，旨在培养现代化、专业化人才，支援大西南生产建设。初期招生两万余人，校部及四个分部分布于嘉陵江畔红岩村至虎头岩一带，第四分部曾设于新华日报总馆旧址，后迁至南岸小温泉南林学院旧址。

此外，西南革大在西南各地设立成都、昆明、贵阳、泸州、南充、雅安等多个分校。1953年，西南革大总校并入西南局党校，后发展为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最终合并为四川省委党校。

1953年至2002年间，彭家大院先后作为重庆市第27中学、南泉职业中学及蓉泉职业高级中学等教育机构使用。1992年，彭氏民居被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产权划归巴南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小泉校区曾先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大三分校、马列主义学院四川分院及324医院使用，后改为宾馆等。

改革开放后，随着两岸关系缓和，重庆市财政于1985年和2006年两次拨款修缮抗战遗址。彭家大院修葺前后变化显著：大门部分由黑漆改为殷红色，增挂灯笼，墙面重新粉刷，屋顶翻新，室内精美装修与展品更丰富。

2013年5月，“南泉抗战旧址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涵盖彭氏民居、校长官邸、林森别墅、孔祥熙官邸、陈立夫和陈果夫的“二陈官邸”等。

修复后的校长官邸，屋顶翻新、墙壁粉刷一新，内配精致字画和紫色地毯。办公桌摆放古董电话、台灯，卧室设有木床及留声机，氛围古朴典雅。

我不禁猜想，马英九率台湾大学生祭访团参访时，是否会触景生情，联想到蒋介石塑像在台湾被移除或涂鸦的尴尬场面，唤起孔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的感慨，思念故土，体悟“落叶归根”的情愫。

作为一名感性且深度参与相关研究的大陆历史学者，我在撰写本文时，偶遇台湾师范大学被强删校歌歌词事件，心中不禁产生深刻感慨。无论新旧歌词，都各有其时代价值，理想状态是两版共存，以同一旋律交替传唱，如：

“台湾山川气象雄，重归祖国乐融融”

“迎向国际创新局，深耕吾土致大公”

我坚信，台湾若早日回归祖国，中华民族的山河将更显壮美辉煌，共同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开创全球文明新局面，亦有助两岸携手走出疫情后经济低谷，破解美国印太战略带来的多层危机，距离孙中山“三民主义”、“天下为公”理想将更进一步。

这也是我以《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乱世存亡：不可忘却的民族抗战史》两部抗战史著作作者身份，衷心祝愿马英九先生及台湾大学生祭访团重庆大陆之行成果丰硕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仓促完成此篇广度尚有限、深度仍待拓展的述评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