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前后，日本知识分子中流传着一种观点：历史上的元朝和满清都能依靠汉人军头来统治中国，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蒙古族和满清族行得通的“大和民族”，汉奸招募也能成功，便提出了“崖山之后无中国”这类说法，寄望借此招募汉奸为其效力。然而，事实证明，元朝时期的张弘范、史天泽等汉人军头在协助元朝作战时表现卓越，而日军招募的所谓汉奸多数却是“战五渣”，成效远不及预期。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人的吝啬。日本人给汉奸的待遇实在太低廉了，作为汉奸帮助日军抢夺中国领土，性价比极低。相比之下，元朝皇帝对汉人军头的优厚待遇简直让日本天皇黯然失色。元朝皇帝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堪称最慷慨的“撒币”高手，甚至连卡塔尔的土豪们与之相比也显得寒酸。以窝阔台时期为例，整个北方人口不过110多万户，而蒙元贵族与汉军世侯合力瓜分了70多万户土地。仅刘黑马一家，就独揽了7万多户土地，单凭这一数字便超过了唐朝所有功臣的封户总和。元朝皇帝不喜欢斤斤计较“数铜板”，对地方管理也非常宽松，忽必烈统治期间，甚至出现了李璮这样几乎独霸一省的汉人军阀。

元朝的制度有点类似现代的卡塔尔，只要汉人军头获得了蒙古黄金家族的认可，他们就被视为蒙古君主认可的“自家人”，能够分得蒙古人征服天下后带来的丰厚利益，有些汉人军头甚至获得的份额超过了许多蒙古贵族。元朝建立初期，许多蒙古贵族反而处境贫困，真正享有荣华富贵的反而是投降的汉人世侯和南宋降将。

与蒙古人截然不同的是，日本人给汉奸的利益少得可怜。以伪满洲国为例，其重工业领域中中国人持有的资本仅有0.5%，交通运输业中中国人资本占比只有0.2%，矿山方面更低，仅为0.3%。整个伪满洲国工业领域，中国人掌握的资本不过是汉奸们本身拥有资本的3%。而在土地方面，日本人占据了东北地区约2600万公顷耕地，相当于日本本土耕地的3.7倍，几乎占据东北土地总量的七成。尽管日本人在东北拥有如此庞大的土地资源，但跟随他们的汉奸军头们大多只能保住自己的家产，真正通过投靠日本发家的极为罕见。日本作为一个贫穷的帝国主义国家，拥有一套完整的掠夺体系，根本不给汉奸们留下多少发展空间。

其次，日本与元朝、满清不同，无法给予汉人军头和官员更高的地位。元朝是各族军头的乐园，汉人军头曾随忽必烈北上蒙古草原，大肆征伐蒙古部落，忽必烈对此欣然接受，因为他左右翼的蒙古部落亲如一家，彼此间打仗多半是摆样子。元朝皇帝还曾派汉人军头远征印尼，东欧钦察族军头则远征中亚，甚至敢与元朝皇帝的妃子亲近。满清则依靠八旗汉军辅佐统治天下，八旗汉军在全盛时期垄断了清朝八成的省部级高官职位及九成汉人军队的指挥权。

在满清八旗兵力损失严重的清朝初年，满清皇帝不得不大力重用八旗汉军。从顺治初年到康熙二十年，清朝共任命了65位总督，其中有56位出自八旗汉军，占比高达86%；巡抚共131人，其中120人为汉军，占九成。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后，满清皇帝才开始收回权力，削弱八旗汉军的地位。

相比之下，日本的统治与满清、蒙古大不相同。日本不需要保密本族人口数量，其对中国的统治充满严密监控，几乎所有课长级以上职位都由日本人把持。元朝和满清作为少数民族封建王朝，不能完全占据汉人利益，而日本作为一个穷凶极恶、人口过剩的军国主义国家，不仅极其吝啬地给予汉奸利益，甚至连象征性的赏赐都极为吝惜。汉奸们既得不到实质性的奖励，也没有上升的空间，自然缺乏足够的动力为日本卖力效忠。

因此，日军招募的汉奸大多是战斗力低下的“战五渣”，而非像元朝时期那些效忠并获得丰厚利益的汉人军头，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吝啬与压迫，没有给汉奸们实质性的利益保障和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