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陶峙岳将军是决定新疆起义成败的关键人物之一。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接近尾声，陶峙岳悄然与进步将领刘孟纯、刘泽荣，以及我军代表屈武等人展开了秘密的起义策划。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南京方面似乎察觉到了某些异常，迅速对陶峙岳采取了行动。据起义后回忆，当时南京突然发出命令，要求陶峙岳只保留一个旅驻扎新疆防务，其余部队必须撤离并前往关内参战。这一命令迅速得到了新疆驻军中的一些顽固军官的响应，尤其是骑五军军长马呈祥、军统特务罗恕人等人，他们积极支持这一决定。

更糟糕的是，长期割据青海、甘肃的马步芳也参与其中，命令调动骑一师前往青海。而湘鄂边区的绥靖司令宋希濂更是火上加油，要求调动大批蒋军中下级军官入关参战。在这种错综复杂、四面楚歌的局面下，如果起义的准备出现任何差错，后果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局面，陶峙岳冷静下来，决定采取暂时的缓兵之计。他首先提出要求南京和广州提供800万银元，以便支付军队薪饷和起义所需的开支。但广州方面仅支付了100万银元，其中20万被马步芳直接扣下，剩余的60万只能勉强维持7到8个月的军饷。随着西安、兰州的解放，陶峙岳的军队内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尤其是主张进关参战的军统特务旅长罗恕人，他不仅布置了大量潜伏特务，还威胁要火烧迪化城，企图煽动军队哗变。

更为复杂的是，马呈祥、叶成等人开始怀疑陶峙岳的忠诚，他们认为陶峙岳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受到了刘孟纯、屈武等人影响。于是，他们决定先秘密逮捕这三位进步将领，再强行带领部队入关。这一决定，使得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在这种紧急关头，叶成师长主动找到陶峙岳，向他汇报了这一计划，局面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叶师长一见面便坚定地说：“你平时对人有情，但最近似乎对罗、马两位完全没有感情，这一定是刘孟纯、屈武和刘泽荣搞的鬼。我们已经决定，先扣捕他们，然后直接带部队进关。”听完这些话后，陶峙岳迅速回应：“我从来没有反对你们进关，但你们要考虑后果。如果真把他们扣了，如何圆场？如何向大家交代？”这番话让叶成感到深思熟虑，陶峙岳通过理智的分析暂时平息了叶成的激动情绪。

不久，陶峙岳找到罗恕人和马呈祥，单独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在交谈中，陶峙岳不仅没有反对进关的计划，反而主动表示愿意为他们筹集车辆、汽油和现金。但他明确指出，军政人员总数不少于十万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如果不妥善处置，怎么收场？陶峙岳的话打消了他们的疑虑，让他们对扣捕刘孟纯等人的计划产生了疑虑，最终放弃了这一危险的行动。这一转变为新疆起义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直到起义的关键时刻。

然而，1949年9月22日，突如其来的风云变化打破了即将爆发的起义节奏。胡宗南，这位有名的“西北王”，突然发来电报，对陶峙岳等人提出强硬的要求。他在给陶峙岳的电报中写道：“听说你已经带领新疆部队投降敌军，真是太糊涂了！具体情况如何？应立即来电告知。”而对于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他则命令他们：“迅速肃清迪化城的变节分子，并将部队撤往南疆，今后会有支援。”

陶峙岳回忆道，经过一段时间的劝说，尤其是在马步芳惊慌失措逃往香港后，他悄悄从马步芳那里收回了属于骑一师的5万银元。这使得马呈祥等人不满，而通过警察局长刘汉东，马呈祥向陶峙岳表达了交出部队的意图。尽管马呈祥并未被彻底说服，但胡宗南的电报却让叶成和罗恕人产生了犹豫。

陶峙岳毫不犹豫地给胡宗南回复：“我留在新疆，是因为现在部队既无法作战，也无法行动，我无其他意图，只是不能对这庞大的部队置之不理。”为了避免局势复杂化，陶峙岳决定亲自去找马呈祥、叶成、罗恕人，进一步劝说他们。在面对三位将领时，陶峙岳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若决定离开，就不要犹豫，事情已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他还将复电给他们看，并承诺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最终，三人接受了陶峙岳的劝导，决定交出部队，前往南疆，并办理相关手续。

经过长达数月的谈判和调解，陶峙岳成功解决了起义前的最大障碍。1949年9月24日，马呈祥、罗恕人和刘孟纯等人带着家属及部分特务离开了迪化城，第二天，叶成也悄然离开了驻地。随着这些人的离开，9月25日，新疆起义的通电终于发出，消息传遍全疆。当地百姓和数万将士为之振奋，因他们知道，曾经困扰新疆的顽固势力和历史，终于要随着起义的成功而一去不复返。

这场起义不仅改变了新疆的命运，也为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