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历书》中有言:“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这句话揭示了皇权更替中的细微变化与政治抉择。刘邦推翻了暴秦的统治,并在楚汉战争中成功击败项羽,建立了大汉帝国。虽然汉朝在许多方面延续了秦朝的制度,但在服饰颜色的选择上却做出了显著不同的改变。
在汉朝建立初期,服色的选择与其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红色、黑色和黄色作为汉服的颜色,表面上似乎与“五德终始”理论相关,然而其背后则是随着政局变化而发生的政治象征。每一位帝王的政策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汉服的颜色正是君主意志的体现。
1. “尚赤”的选择
刘邦在沛县起兵时,沛县属于楚国。楚国位于南方,崇拜凤凰这一神兽。《春秋演孔图》提到:“凤,火之精也。”因此,楚人自认是赤帝祝融的后裔,视火神为祖先,形成了“尚赤”的风俗。为了拉拢楚地民众,刘邦在起义初期尊崇楚人“尚赤”的习俗,《史记·高祖本纪》记录他曾自称是赤帝之子,并通过杀死蛇化白帝之子的传说来明确自己的政治身份,借此得到楚人的支持。
自起兵反秦至分封汉王,刘邦始终处于楚王项羽的下方,因此不得不坚持“尚赤”的楚风,表面上是对“尚赤”服色的遵循,实际上是一种对楚势力的依附和政治认同。
2. “尚黑”的选择
然而,在公元前202年,刘邦成功东征,开启了楚汉战争的大幕。此时,刘邦的敌人不再是秦朝,而是曾经的楚国。刘邦要脱离楚地影响,展现出独立性,因此他需要象征性地转变服色,以“尚黑”作为新的身份标志。《史记·历书》记载:“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故袭秦正朔服色。”为了进一步巩固其政治形象,刘邦又自称为“黑帝”,借以显现其与秦朝的关系。
刘邦在进关时询问大臣:“故秦上帝祠何帝也?”大臣答:“四帝有白、青、黄、赤之祠。”刘邦再问:“天有五帝,何故只有四?”大臣无言以对。刘邦便宣称:“我知之矣,待我而具五帝。”他设立了黑帝祠,以此为“水德”象征,确立了汉朝的服色传统。
3. 利益集团的博弈
在汉初,刘邦的主要支持者包括丰沛元从和砀泗楚人集团,他们是反秦的关键力量,对秦制十分反感。与此同时,秦人集团则在刘邦建立政权后加入,成为汉朝的重要支柱,尤其在关中地区的控制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楚人和秦人之间的矛盾早在秦朝灭亡后便存在,因此,“尚赤”与“尚黑”的选择不仅仅是服饰问题,更是两大政治集团博弈的体现。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提到,刘邦在挑选骑将时,李必、骆甲等前秦骑士因担心激怒楚人集团而拒绝担任主将,最终灌婴成为主将,李必和骆甲担任副手。如何平衡楚秦两大势力,成为了刘邦政治生涯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4. “外黑内赤”的选择
刘邦去世后,吕后专权,汉朝政权出现了权力斗争。公孙臣建议改正朔、易服色以稳固皇权,《史记·封禅书》载:“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这一提案最终促成了“外黑内赤”的服色改动。
此时,秦人集团逐渐衰弱,而楚人则借机与皇权达成合作。“外黑内赤”这一选择是在三方利益的折中下产生的。对于文帝来说,这一改动虽然未能实现全面的“尚黄”目标,但却有效地将秦人的单一主导地位打破,为皇权的稳定创造了条件。
5. 中央皇权的稳定
经过公孙臣提出的改制建议后,“黄龙”的祥瑞出现,汉文帝以此为契机开始执行服色改革。文帝在内部施行改革,逐步削弱了军功集团的力量,最终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稳固。《史记》记载,文帝亲自穿上红色衣服,向五畤祠祭祀,标志着“尚黑”传统的结束,并以黄色作为新的朝廷色彩象征。
文帝和景帝的改革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文景之治”表面上是治国理政的光辉成就,实则是军功集团势力的逐步衰落。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后,军功集团的影响力有所回升,但最终依旧被削弱,周亚夫也死于囚禁之中。
6. “尚黄”的选择
汉朝在经历了数代帝王的更替后,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完成了“尚黄”的改革。汉武帝时期,随着儒学的独尊和中央集权的加强,黄色作为“土德”的象征,正式确立了大汉朝的政治和文化基础。《史记》记载:“太初元年,以汉为土德,色上黄。”黄色的确立不仅标志着五德思想的传承,还象征着皇权的稳固。
7. “尚赤”的回归
东汉时期,刘向和刘歆提出的五德相生学说,将汉朝定为火德,主张服色应为赤色。《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年,始正火德,色尚赤。”这一回归赤色的决定,虽然表面上看似重复,却反映了随着时局的变化,刘氏政权的政治策略和对权力的掌控。
东汉在王莽篡位后,刘秀复兴汉朝时,也沿用了火德和“尚赤”的理论,这一传统直到三国时期仍然对魏、蜀、吴各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汉朝服色的变化不仅仅是文化或风俗的改变,更是政治博弈的结果。每一次的服色改革,都代表了当时政治力量的重新分配和君主意志的体现。从“尚赤”到“尚黑”再到“尚黄”,汉朝的服色变迁深刻反映了王朝的权力斗争和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