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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远征军的编组工作终于完成。该部队由杜聿明指挥的第5军、甘丽初指挥的第6军以及张轸指挥的第66军组成。孙立人的新编38师被划入66军的序列，当他前往军长张轸那里报到时，张轸的态度极为冷淡，甚至开门见山地说：“你这个师就像是绣花枕头，我的三个师里，只有你的最差劲。”

张轸并非一个平庸的人。他的部队在1938年的徐州会战中表现出色，因此被誉为“翼字军”，战后他受到了嘉奖，晋升为第十三军军长。然而，由于张轸是杂牌军出身，蒋介石对他并不完全信任，1939年，他被免去了军长职务，被默默调任到军政部第二补充训练总处，担任中将处长。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天后，张轸接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话，要求他赶紧前往重庆。到达后，何应钦告诉张轸，准备将第二补训处的部队重组为三个甲种军。这对张轸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机会，意味着他有机会重新掌握兵权。然而，当他得知66军的军长职务已经确定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第二补训处的部队并未被编入66军，反而是新组建的28师、29师和38师，而这三支部队与张轸并无任何直接联系。

其中，新28师是由康泽的别动队第一支队改编而成，师长刘伯龙曾是黄埔三期的学员；新29师则是由康泽别动队第二支队改编，师长马维骥是黄埔二期的学员。这两位师长都非常自负且行事暴躁，完全不将张轸这个空降军长放在眼里。除此之外，66军的副军长成刚也是黄埔二期的毕业生，出身于康泽的别动队。因此，张轸发现自己在66军的权力非常有限，几乎被黄埔系和康泽系的官员所制约。

在这种情况下，张轸对新38师的态度愈发不满，认为即便新28师和新29师难以驾驭，至少它们的军官是黄埔出身，是正统的中央军，而新38师则是军统的缉私部队改编而成，根本不具备作战能力。对此，孙立人愤怒地回应道：“能不能打仗，张军长说了不算，真正的实力只有战场上才会体现。”

事实上，张轸对新38师的评价完全错了。尽管新38师的前身——缉私总队——并未被列入重庆军委会的正编序列，但它的装备、训练水平和兵员素质，远超过大多数甲种部队。新38师是孙立人亲自训练出来的，他在部队的建设中投入了大量心血。

回顾新38师的历史，源自1937年11月3日的那场淞沪会战。当时，孙立人担任税警总团第二支队的少将司令，奋力抵抗日军偷渡苏州河。在激战中，孙立人身负重伤，尽管全身十多处受伤，但由于钢盔保护，头部未受到致命伤。之后，孙立人被送往上海租界医院治疗，期间团长黄杰对他表现得冷漠，甚至仅短暂看望并匆匆离开。这一冷淡态度激怒了孙立人的部下。

得知孙立人伤情严重，宋子文派遣弟弟宋子安护送孙立人去香港治疗，并为他请来名医，这一举动可能拯救了孙立人的生命。尽管伤势未愈，孙立人在1938年2月急匆匆地赶到武汉，然而，却遭到了黄杰的冷落，黄杰不愿为他提供任何支持。最终，税警总团被解散，孙立人陷入困境，唯有去找宋子文寻求帮助。

宋子文见状后立即采取行动，通过与孔祥熙协商，将武汉财政部的一支师装备交给孙立人，用于重建税警总团。为了避免蒋介石的不满，孙立人接受了建议，将总团名称改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队”。

通过不懈的努力，孙立人成功招募到数千名伤员，成立了三个团。到1941年，缉私总队拥有六个满编团，并附属特种工兵营、辎重营等支援单位。虽然该部队的规模并不庞大，但整体实力已不亚于一个标准的甲种部队。

随着1940年11月戴笠的上任，军统开始对缉私总队进行控制。他以缉私署长的身份，逐步将该部队纳入军统的体系，企图将其完全掌控。为了达到目的，戴笠指派特务以“点阅”的名义对缉私总队进行检查，实则寻找缉私总队的漏洞。这一过程充满了不公与侮辱。特务们不仅不懂军务，还指责缉私总队的训练方式不符合常规，甚至质疑其不参与前线作战的意义。孙立人深感愤怒，他以军人的尊严回应道：“缉私总队的老兵，很多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他们随时可以上前线。”

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戴笠的计划，最后，他以缉私总队“难堪大用”为由，下达了命令，将部队召回重庆进行整训，这意味着孙立人对缉私总队的掌控逐渐丧失。最终，经过周旋，孙立人成功将第二、第三、第四团划归新38师，由他亲自指挥。

新38师在1942年加入了远征军，并参与了缅甸战役。尽管张轸对新38师充满偏见，但孙立人的部队在战斗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战斗力，尤其是在4月19日的仁安羌战役中，孙立人成功解救了7000余名被困的英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一战，使得新38师的名声如日中天。

然而，随着远征军的战略变化，原本计划撤退的部队在面临困境时，除了孙立人的新38师外，其他部队普遍表现不佳。在5月8日，杜聿明接到来自英美的撤退命令，而蒋介石的指令却是坚持撤回国内。面对这两项矛盾的命令，孙立人坚决拒绝听从杜聿明的命令，带领新38师单独撤退至印度英帕尔，成为唯一保持完整建制的部队。

随后，远征军的其他部队面临了日军的猛烈攻击，迅速崩溃，张轸的66军更是遭遇惨败。即便是他们最后依靠一系列应急措施阻挡敌军的追击，但部队依然被彻底击溃。最终，66军的残余力量在逃离战场时，仅剩下几百人。

为了应对这场溃败，宋希濂召开了军事检讨会，对66军的表现提出了严厉批评。最终，张轸被撤职，并且66军的番号被撤销，刘伯龙和马维骥也遭到查办。宋希濂强烈要求军委会撤销66军的番号，并处理相关责任人。

1942年6月，军委会发布了处理结果：张轸被撤职，刘伯龙和马维骥也受到相应处分。然而，幸运的是，张轸通过湘军元老程潜的关系，得以重返军界，最终成为第十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刘伯龙通过与何应钦的关系，也得以重新获得任用。相比之下，马维骥则因为缺乏强大的后台，最终在关押一段时间后被释放。

而在印度的孙立人，新38师依旧隶属于驻印军，并继续参与战斗。可以说，如果孙立人没有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