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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近代中国那道一百多年的伤疤，我们总习惯将目光投向清廷，在心里刻下两个字：活该。腐朽、颟顸、闭关锁国，这顶帽子扣得严严实实。

于是，一个念头总在史书的字里行间若隐若现，倘若历史的接力棒最后交给了明朝，那段苦日子，真能绕开吗？

这并非凭空想象。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盯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得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很远。因为那场决定国运的“技术代差”考试，清朝并非第一位考生。

大明嘉靖年间的回想

早在三百年前的大明嘉靖年间，考卷就已经送到了家门口。葡萄牙人的盖伦帆船，载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舰炮，闯入了中国东南的海疆。

那是1521年的屯门之战，明军水师第一次领教了“佛郎机”的厉害。这种欧式后装滑膛炮，射速快，威力大，打得明军的福船、沙船抬不起头。岸防炮台上的官兵们，大概毕生都忘不了那种被陌生火力压制的憋屈和惊恐。

这份火辣辣的疼，并没有让大明王朝吓破胆，更没有触发关上国门的本能。恰恰相反，它激发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好奇与务实。朝堂上下，从兵部官员到一线将领，共识惊人地一致：这东西好，我们得有！

战场上缴获的佛郎机炮，没有被当作战利品束之高阁，而是立刻被快马送往京城，成了兵仗局里最抢手的宝贝。明廷砸下重金，召集最顶尖的工匠，一场轰轰烈烈的逆向研发就此展开。

他们不仅完美复刻了佛郎机，还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战争需求进行了大量本土化改造。为了提高射速，他们甚至发明了预装火药和弹丸的“子炮”——一种原始的定装弹药筒。这种效率惊人的火器，很快便以惊人的数量装备了从京营到九边的每一支精锐部队。

这股劲头，远未停止。当更先进、更巨大的红夷大炮（欧洲前装加农炮）通过澳门和海上贸易传入时，明朝的态度依然是“来者不拒，为我所用”。

晚明的思想家、科学家徐光启，几乎是以一种传教士般的热情，向崇祯皇帝鼓吹这种“神器”的威力。

他奔走呼号，亲自督造，甚至不惜重金聘请葡萄牙炮手和耶稣会教士，来训练自己的炮兵。在他看来，这些“利器非我所自有”，但“可以剿发逆，可以勤王事”，只要能巩固国防，管它来自哪门哪派。

在那个时代，明朝的朝野，对新技术的态度是惊人开放的。从官员到士人，普遍不排斥“西学”，只要它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务实，让明军的火力水平在17世纪的亚洲，始终保持着一线水准，足以同任何对手一较长短。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1644年，清朝接手的，正是这样一个对火器并不陌生的烂摊子。他们自己也在入关过程中吃够了红夷大炮的苦头，深知其攻城拔寨的威力。

清初，康熙皇帝平三藩、征台湾、雅克萨之战逐沙俄，都离不开那些沿袭明代技术、铸造精良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

然而，江山坐稳之后，统治者的心思，悄然拐了一个弯。

清朝统治者的执念

比起如何用更先进的火器去抵御外敌，他们更忧心忡忡的是，这些“神器”一旦流入民间，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手中，会如何动摇自己这得来不易的江山。清朝统治者内心深处最根本的恐惧，是一种“防民甚于防外”的执念。

于是，当欧洲的冶金、化学、弹道学日新月异，火炮向着轻量化、标准化、膛线化飞速演进时，清廷的兵工厂里，红夷大炮的形制却几百年未有本质突破。

他们需要的，是那种能镇慑城池、威吓百姓的重器，而不是灵活机动、讲求战术配合的野战炮兵体系。对于西方军队中那些越发轻便、精准的步兵火枪，以及其背后一整套近代化的工业制造体系，他们流露出的是一种近乎漠然的迟钝。

明朝人那种“利器当为我所用”的好奇心和紧迫感，在清朝的庙堂之上，被一种“利器亦能为敌所用”的猜忌和戒备所取代。这并非简单的技术停滞，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安全策略”。

明朝好不容易拉近的那么一点点距离，就在这种严防死守的“内耗”中，被西方世界越甩越远。终于，当英法联军的阿姆斯特朗后膛炮轻松敲开大沽口炮台时，僧格林沁麾下的士兵们才惊恐地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神威”，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堆笨重而滑稽的古董。

再看民间，那又是另一番光景。

说明朝对民间持枪毫无戒备，那是假的。《大明律》白纸黑字写着，私造私藏火铳者，罪同私藏甲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但法令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

技术的扩散、官府的腐败、走私的猖獗，让火器在明代中后期，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尤其是到了天下大乱的明末，乡间士绅修筑坞堡，土豪盐枭啸聚山林，各路人马拥兵自重，鸟铳、三眼铳之类的火器，几乎成了民间武装的标配。

这片乱象，反而让初入中原的清廷，在禁枪问题上投鼠忌器。为了尽快稳定地方，弹压前明残余，他们一度默许甚至鼓励地方乡绅、百姓持有鸟枪等武器，以求自保和协助“剿匪”。

康熙皇帝甚至有过一番颇显自信的言论，大意是天下治安好坏，与百姓有没有枪无关，关键在吏治。

但这终究是权宜之计。一旦天下太平，那根“防民”的神经便再度绷紧。从雍正到乾隆，一道道禁令，一次次清查，民间合法持枪的口子被越收越窄。

虽然没有完全禁绝，但允许你有的，都是些规格、威力、数量被严格限制的“打火棍”，仅够防身猎兽，与官军的装备早已云泥之别，绝无可能形成任何威胁。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百多年后，当国力衰颓、内忧外患一并袭来时，焦头烂额的清廷又不得不回头，重新武装民间，搞起了团练。他们甚至会主动发枪，或者强制百姓购买，指望这些乡勇能抵挡长毛、捻军，甚至洋人。

可这个时候，为时已晚。他们递到民众手里的，要么是百年前管制政策下发展停滞的老掉牙货色，要么是临时赶制的粗劣仿品。

当西方殖民者用着恩菲尔德P53步枪，在数百米外精准射击时，团练乡勇们手里的抬枪、鸟铳，还在用引火绳颤颤巍巍地点火，射程和准度都像个笑话。他们手里有枪，但枪已经失去了意义。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把所有罪责都推给清朝的“愚昧”，是否过于简单了？即便历史给了明朝机会，他们那种对火器的开放态度，那种相对活跃的民间技术氛围，真能让中国避开那场百年沉沦吗？恐怕，这才是最令人深思的地方。

一个文明的掉队，从来不是单一技术的落后

早在明朝中后期，当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时，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与地球另一端的欧洲，就已经走在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岔路上。

那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的巨浪，一波接一波，冲垮了神权的堤坝，锻造出一种全新的、以理性、实证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催生了牛顿和伽利略，也催生了近代国家、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他们的社会，像一个正在经历青春期发育的少年，筋骨、血肉、思想都在飞速生长，向着一个全新的世界狂奔。

而我们呢？无论是明是清，支撑这个庞大帝国的底层逻辑，千年未变。它是秦汉以来塑造的中央集权，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独木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执念，是重农抑商、将一切社会活力束缚于土地的经济基础。

这套系统，在农业文明的框架内，曾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辉煌。但它的内核是内敛的、封闭的、求稳的。它能有效地整合资源，维持一个庞大疆域的稳定，却无法激发内在的、颠覆性的创新活力。

它的教育，旨在培养谨守礼法、精通人伦的官僚，而非探索未知、挑战权威的科学家。它的社会结构，僵化而缺乏弹性，无法容纳一个独立的、敢于冒险的市民阶层和企业家阶层。

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性停滞，才是最致命的。它不是换掉一个朱家皇帝，换上一个更开明的君主就能解决的。

当整个社会的“软件”——思想、制度、文化——都已经版本过低，无法兼容全球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硬件”时，崩溃几乎是注定的。

晚清的洋务运动，不就是最痛苦的证明吗？李鸿章、张之洞们，难道不知道西方的船坚炮利？他们建工厂，买军舰，派学童，几乎是在用裱糊匠的精神，试图为一栋朽烂倾颓的大厦更换几根柱子。

但他们谁也不敢，也无力去触碰皇权、科举、纲常伦理这些真正的地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本身就是一场自欺欺人的事件。

参考文献：近代史中国政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