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的巨额家产，在他的后代手中迅速消失，几乎被挥霍殆尽。盛宣怀，晚清时期的商界巨头，被誉为“近代商业之父”，在1916年去世时，留给后人一笔庞大的财富——超过1160万两白银，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价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

按照常理，这样一笔财富本应让后代安享数代富贵，甚至只需合理经营，就能继续积累财富，繁荣家族。但遗憾的是，盛宣怀的后人并未能守住这笔财富。到了他的儿子晚年时，他甚至连公园的门票都买不起，最终在贫困中死于家中。

那么，这些财富究竟是如何迅速被挥霍殆尽的呢？除了时局动荡外，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盛宣怀那些不争气的后代们。

盛宣怀深知“富不过三代”的规律，因此在生前便十分关注如何安排自己的财富。他的父亲盛康，曾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官至湖北布政使，并且深知财富的管理之道。在他去世之前，他便与盛宣怀讨论过如何安置家产。在盛康看来，遗产最好的方式是传给后代不动产，让他们通过收取利息安稳度日，而如果留太多现金财产，则很容易培养出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最终家业必定衰败。

盛宣怀深受父亲影响，虽然方式上略有不同，但他仍按照父亲的思路来做。他决定采用“两条腿”走路的策略——既保留部分现金，又为子孙们开辟了一条财富来源的路子。具体而言，盛宣怀将自己一半的家产提前分配给了家中的几个后代，直接传承给他们。

盛宣怀有八个孩子，但存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已经过继。能继承家产的儿子只有老四盛恩颐、老五盛重颐、老七盛升颐三个。而他为已出嫁的女儿们则不留遗产，未嫁的两个女儿只获得了一定的嫁妆。通过这种方式，盛宣怀确保了家族的财富得以传承，且子孙们能够生活富裕。其他部分财产则被留给了几个孙子。

盛宣怀的遗产分配方式，确保了他后代的富贵生活，但他还考虑到了未来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他晚年，他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不仅为贫困民众捐款，还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受难群众提供帮助。此外，他还创办了广仁堂这一知名慈善机构，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受这种影响，盛宣怀决定将一部分遗产捐给慈善事业。他设立了一个名为“愚斋义庄”的慈善机构，按照他的遗嘱，该机构将得到580万两白银。这项安排并非单纯的慈善行动，而是结合了传统慈善义庄和现代信托性质的基金会，展现了盛宣怀与时代接轨的商业远见。

盛宣怀的遗嘱规定，“愚斋义庄”的资金将按四成捐献给慈善事业，四成用于家族公积金，用于修缮家族宗祠、购买土地等家族事务，最后的二成则专门用于家族成员的教育和婚嫁等日常开支。为了确保遗嘱得到执行，盛宣怀指定了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作为监督人，并成立了一个董事会，确保所有事务得以顺利进行。

这种精心安排的财富分配模式，不仅保证了家族成员的基本需求，还为家族在未来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盛宣怀的思虑周全与高瞻远瞩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称赞。然而，现实却并未按照他设计的理想路径发展。

在盛宣怀去世后，庄夫人开始掌管家务。初期，她与家族成员相安无事，对“愚斋义庄”的运作也持支持态度，但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立场开始动摇。在她的心里，“愚斋义庄”的财富属于盛家，为什么要交给外人管理？尽管有这样的想法，她在盛宣怀遗嘱的压力下并未立即采取行动。然而，随着庄夫人的去世，这一切发生了变化。

1927年，庄夫人去世后，盛家的一部分成员，尤其是盛恩颐，开始着手将“愚斋义庄”内的财富分割开来，准备独吞盛家的份额。盛恩颐是盛宣怀最宠爱的儿子，从小就受到特别宠爱，因此他的挥霍无度也成了家族的常态。面对家族遗产的分配，他并不打算守规矩，而是毫不犹豫地提出要拆分家产。

尽管“愚斋义庄”有严格的董事会管理和相关章程，但时局动荡，政治环境不稳定，法院最终竟批准了盛恩颐的请求。1927年后，盛家的财富开始被分割，部分资金流入了地方军阀的手中。盛恩颐的行为引发了更大的纷争，最终导致家族内外的财富重新洗牌。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盛家的后代之间上演了一场场家产争夺的“权力游戏”。随着社会变革和家族争斗，原本的家产几乎被消耗殆尽。盛宣怀的遗产未能为家族带来长久的财富，反而成了家族纷争的根源。

盛宣怀所期望的家族富贵并未实现。事实上，随着后代们的挥霍与无序管理，盛家的财富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衰败。尽管有些后代如盛毓度成功转型成为实业家，但更多的后代则因挥霍无度而陷入贫困，尤其是盛宣怀最宠爱的儿子盛恩颐，他的晚年生活贫困潦倒，最终因病去世，成为“民国第一败家子”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