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秋，五丈原的寒风吹散了蜀军最后一次北伐的希望。蜀汉丞相诸葛亮虽然病体沉重，依然在油灯将尽之际写下了“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遗表，最终与世长辞，星落岐山。这位后世尊为“千古第一相”的杰出政治家，在生前未能完成恢复汉室的伟大梦想，却在死后被推崇为神祇。世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称其“智近乎妖”，有人则批评他穷兵黩武——这场跨越千年的争论，不仅是对诸葛亮功过的探讨，更是中国人对理想政治家的永恒想象。

建安十二年（207年），年仅27岁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展现出过人的战略眼光，预言天下将分三国，并为刘备提出了包括荆州、益州的宏大战略蓝图。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最终却因关羽失荆州而付诸东流。当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托孤时，蜀汉已丧失战略要地，精锐之兵也在夷陵之战中损失殆尽，诸葛亮接手的，是一个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民生贫困，国家虚弱，几无还手之力。

诸葛亮走上了一条近乎偏执的复兴之路。为了振兴蜀汉，他亲力亲为，亲自审查户籍、组织粮草、发明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以解决军粮问题，甚至亲自规划水利工程，留下了至今可见的“诸葛堰”。对外，他不惜屈尊与孙权建立联盟，甚至承认孙权称帝。但最让历史铭刻的是他五次发动北伐，力图恢复汉室。建兴六年（228年），他的第一次北伐堪称经典战例：赵云佯攻箕谷，诸葛亮亲自带领主力直指陇右，若非马谡失街亭，长安或许已经震动。

这种治国理政如“钢丝上的舞蹈”，无疑需要惊人的意志力。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诸葛亮事必躬亲，甚至亲自审核“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的事务，连敌方司马懿都感叹：“食少事烦，其能久乎？”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模式也埋下了隐患：蜀汉后期，出现了“蜀中无大将”的局面，与诸葛亮过度集权的治国模式密切相关。

建兴十二年（234年）春，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从斜谷出发，进行他最后一次北伐。司马懿坚守阵地，双方在渭水对峙百日之久。当蜀军试图通过屯田进行持久战时，诸葛亮却因病突然倒下。民间传说他点燃七星灯试图续命，但历史却更为残酷：蜀汉国库早已空虚，根本无法支撑长期的战争，军中甚至出现了“女子当运”的记载，显示战争的困境已达到极致。

诸葛亮的去世引发了戏剧性的反响。魏国前线的将士为他死亡欢呼称“死诸葛走生仲达”，而蜀地百姓则自发地在田间地头为他祭拜，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间崇拜。唐代诗人杜甫曾写下“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以表敬仰，而宋元话本则开始渲染诸葛亮的“借东风”“空城计”等神话故事。到了明代，《三国演义》更是将他塑造成一个能呼风唤雨、神通广大的人物。

然而，历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提出了尖锐的观点：“诸葛之北伐，非伐魏也，伐汉贼耳。”这种道德光环遮掩了现实的困境：蜀汉仅有94万人口，却维持着一支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耗费粮草超过600万斛，足以维持蜀中百姓两年的口粮。正如现代学者易中天所言：“他像精卫填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悲剧美掩盖了政治家的实际功过。”

成都的武侯祠香火旺盛，至今已延续了1800多年，但那个真实的诸葛亮早已被层层的神话所掩埋。当我们争论他是否为“千古第一相”时，实际上是在探讨一个政治家的价值究竟应以成败来衡量，还是应以其精神和理想作为标尺。2012年出土的《李严墓志》透露，诸葛亮的政敌李严竟然在墓中陪葬了《诫子书》——或许，在历史的缝隙中，隐藏着比演义更为复杂的人性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