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曾是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的副师长，1955年他被授予了开国上将军衔。然而，许多人对这个决定感到困惑，认为凭借他在这两个重要职务上的身份，萧克有资格竞争开国元帅，甚至至少可以争取开国大将。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这种看法的产生，源于一个误解：仅仅拥有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和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这两个职务，并不能代表萧克在红二方面军中的领导地位。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萧克的特殊身份——他是外来干部。萧克并非红二方面军的本土干部，而是中央派来的干部，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萧克是如何来到红二方面军的呢？1934年，时任红一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要带领红六军团离开中央苏区，前往湖南中部开展行动。当时，中央红军正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困境，中央已决定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红六军团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牵制敌人，吸引火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二是作为先遣部队，为主力部队探路。

在萧克、任弼时、王震等人领导下，红六军团启程西征，最终在1934年10月24日抵达贵州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萧克回忆道，当时红二军团有4000多人，红六军团有3000多人，两军总共只有约8000人。虽然两军团没有统一的番号，也没有统一的领导，但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统一领导。贺龙担任军团长，任弼时担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而红六军团依旧由萧克和王震担任军团长和军团政委。

中央发出的明确指示是：“两军团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

1936年7月，两个军团到达西康后，根据命令组建了红二方面军，贺龙担任总指挥，任弼时（后来由关向应接替）担任政委。萧克所说的“形成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统一领导”，实际上是指以红二军团为核心。这意味着，红六军团虽然是红二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领导权和核心地位早已被红二军团掌握。

很多人可能会问，任弼时不是曾担任红六军团的政委吗？既然他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政委，难道就不意味着红六军团也是领导核心之一？实际上，任弼时和萧克的身份有很大不同。萧克只是军队的领导，而任弼时早在1928年就成为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在1931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因此，任弼时既是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又是中央的代表，类似于“中央特派员”，而萧克则并非这样。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程子华的例子。程子华在1934年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随后进入红25军，并在一段时间里与徐海东并肩工作。然而，尽管程子华在职务上有时高于徐海东，但他始终无法代表红25军或红15军团。抗战爆发后，红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程子华被调离了这个部队，去第二战区担任党团书记和人民武装部部长，永远未能回归344旅。

程子华并没有留在344旅，并担任其政委，原因就在于他本来就不是红25军的干部，而是中央派来的外部干部。这一点在程子华的回忆录中得到了明确的记载。在鄂豫皖的同志建议他担任红25军军长时，程子华拒绝了并表示愿意当参谋长，这也说明了中央对地方工作干部的尊重，外来干部需要服从当地的领导和安排。

同样的，萧克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他带着红六军团前往红二方面军，但核心领导地位仍然属于本土的红二军团。这一点可以通过程子华的例子得到佐证。萧克和程子华虽然在职务上很高，但并不能因此代表红二方面军或红25军。

这一点的澄清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1955年时，代表红二方面军领取开国大将军衔的，并不是职务更高的萧克，而是许光达将军，后者来自红二军团。

更重要的是，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后，萧克并没有一直留在这个部队担任职务，而是被调到晋察冀军区。萧克的职务在120师仅维持了一年多，而在更多的时间里，他是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工作。1955年，许光达获知中央将授予他开国大将军衔后，曾主动写信要求降衔，推荐的是王震，而非萧克，这可能与萧克过早离开120师有关。

总的来说，萧克和王震作为外来干部，虽然职务上很高，但他们并不代表红二方面军的本土部队。为了平衡，红二方面军必须有一位开国大将，这个人最终成为了许光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