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人写的有关长征的书籍中，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最有名的。

除此之外，还有斯诺的好友，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于1986年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等等。

这些外国作家在描述长征时，常用的形容词是：“伟大的”、“惊人的”、“不可思议的”等等。

哈里森甚至这样说：长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换言之，前无古人！

长征的“不可思议”之处确实太多了。

单从“行军”来看，一年时间走了两万五千里，日均行程超过了30公里，日行百里也不在少数。而且，这些路大多不好走，红军得翻山越岭、渡江跨河，甚至爬雪山、过草地才能完成。此为“不可思议”之一。

从“军事”来看，长征经过了14个省，各地军阀悉数出动，配合国民党中央军进行“追剿”，但红军却在数十万敌人的环绕下突围而出了。此为“不可思议”之二。

今天来聊一下长征的第三个“不可思议”：后勤。

一支数万人的部队，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脱离后方持续作战，还能保持战斗力，堪称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

如果说，李德、博古最初坚持去湘西有什么道理的话，那就是红军可以依托后方作战了。李德懂点军事，但不懂中国工农红军，他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都源于他想象不出如何在无后方的情况下连续作战。苏联革命没这个经验，历史上也鲜有。

红军的“转兵”，某种程度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毛主席不是不知道后方的重要性，所以在长征途中数次尝试过建立根据地

但在严峻的敌情面前，对建立根据地就不能抱有“执念”，否则将直接面临生存危机。于是，“后勤危机”一直是“次要威胁”，但这个威胁同样是致命的。

在解读红军长征的“吃饭问题”前，先来讲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往事。

02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个“悬案调查办公室”，负责调查六起解放前的陈年悬案。“悬办”的工作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大将亲自督办。

六起悬案中，重中之重是发生在1931年的“特费失踪案”。

特费，指的是12根金条（120两），由中央苏区拨付，秘密发往上海的党中央。

运送的线路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淞江—上海，共八站，由当地可靠的交通员“接力”完成，涉及七次交接。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中央苏区的经办人员做了周密的部署，每次交接都必须经过“三重验证”。第一步是交接暗号；第二步是钥匙，下线交通员手中的钥匙可以打开上线的箱子，然后取走金条，重新装箱上锁；第三步是一个被分成七块的“象棋”。

不是真象棋，而是象棋状的木块，上面写了一个“快”字。这个字是中央苏区负责经济的林伯渠亲手写的，刻在象棋上后，分成了大小、形状不一的七块。

暗语、钥匙、象棋块都提前送达至交通员。交接时，象棋块是信物，交接完成后，上线收走下线的象棋块回去复命，代表这一程的运送顺利完成。

然后，意外发生了，上海方面在约定时间之后迟迟没有收到黄金。这个时候象棋块就发挥作用了，因为前六块都被顺利回收，并且验证为原件，所以问题出在最后一程的淞江到上海。

但最后一程的交通员从此销声匿迹，几经搜寻未果，此案就成为了悬案。

案子最后破了，那个交通员没有私吞黄金，而是在抵达上海后阴差阳错地被人打劫，他自知难辞其咎，于是隐姓埋名躲了起来。最后，抢劫犯被执行了死刑，那个交通员判了十年。

破案过程本文不详述了，很有点像最近播放的《三大队》，办案人员锲而不舍，在有限的线索中一条条深挖，几经失败，最后终于理出了“线头”。

好了，这个故事和本文有什么关系呢？

它说明了一件事，当时的中央苏区，既有能力，又有财力，所以能够在经济上支援上海党中央。（客观原因是顾顺章叛变引发的上海中央财务危机。）

所以，长征时解决吃饭问题的第一个渠道，就是用钱买粮。

03

中央苏区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

银行的金库设在石城山区的一个秘密地点，除了三位银行领导和少数苏区高级首长外，没有人知道具体的位置。

这笔财富，是红军通过战斗中缴获、打土豪没收、苏区商业活动，以及省吃俭用慢慢积累起来的。

长征前夕，石城地区首先受到威胁，毛泽民提议把金库搬到兴国去，但毛主席却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

在《长征》一书中，记录了中央红军出发时，各军团携带的粮弹物资，以及各类金银货币折合的银元数。其中军委纵队38.3万元，红一军团34万元，红三军团34万元，红八军团14.7万元，红九军团20.1万元。红五军团当时还在阵地上，所以自带物资较少。

总之，中央红军携带的货币接近了150万银元。这笔钱，成为了红军在长征中购买粮食等必需品的重要保障。中国人讲究“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中央苏区在极端困难的生存环境中攒下的这笔钱，在危难时刻发挥了作用。

“分散保管”并不限于军团一级，而是层层下发，分到了每个单位，每个红军战士手里。具体分配方案不详，但我们可以来看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在扎西会议后不久，贺子珍分娩了，她决定把孩子送给当地老乡收养。抱着孩子去找老乡的是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董必武在她出发时给了她三十块银元。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巧渡金沙江，当时先遣连抢渡成功，端掉了对岸的厘金局，然后奉命继续北上。

已经连续行军200多里的先遣连又累又饿，于是就进了一家点心铺，但店里没有人，大家只能自己找了些点心和糖果来充饥。连长萧应棠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吃完了“饭”，事务长包了一二十块银洋，写了一张条子仔仔细细地放在帐桌子里，然后吹熄了灯，关好了门，队伍便继续出发。

休养连和战斗连，都是百人单位，从这两个例子可以推测，连级单位掌握的“备用金”应该有大几十甚至上百银元。

其实，发到红军战士手里的银元，也有“备用金”的性质。因为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红军就是一支“官兵都不发钱”的军队。

当时的红军战士大多没有什么财产观念，因为部队实行供给制，只要不掉队，就会有饭吃。所以，这笔“备用金”最大的用途，就是留给受伤后不能继续长征的战友。或者，当自己不幸落单后，这些钱也会变成“救命钱”。

04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携带的财产虽然不少，但数万人每天的消耗也是惊人的，再加上战斗中的损失，特别是湘江之战，所以红军的经济压力一直很大。

林伯渠当时已年近半百，但他没有像其他“老人”一样被编在休养连，而是一直跟着军委总部，原因就在于钱粮供应的工作一天都停不下来。

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陕甘支队在到达陕北后，毛主席曾亲自开口向红25军借钱，徐海东没有犹豫就拿出了五千大洋，自己只留下了两千。由此可见当时中央红军的困难程度。

所以，长征中解决吃饭问题的“进项”，就是打土豪。

但打土豪的底层逻辑并不是“经济收入”，而是“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这是一个整体。

打土豪的纪律也很严格。

首先必须经过没收委员会的同意才能打，不能私自打，更不能没收贫农的家财。

其次，打土豪必须归公，必须分一部分给群众，否则都属于违反纪律。

据统计，在《红星》报64篇涉及群众工作的报道中，有关红军纪律问题的就有17篇。

此外，因敌情而定，有时候红军也会明令禁止打土豪。比如红25军在长征之初，为了减少围寨武装对红军的拦截骚扰，军政委吴焕先明确规定：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所需粮草，一律购买。

除了打土豪外，没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财产，是更让红军和老百姓觉得大快人心的一笔“进项”。

中央红军第一次攻克娄山关后，占领了王家烈的老家桐梓，并在附近的秘密山洞里搜出了大量的黄金和银元。据耿飚回忆，红四团全团在桐梓做了一套新衣服，每个排都分到了一栋小洋楼作为宿营地，“这简直把战士们乐坏了”。

单独走了一段长征路的红九军团，在攻占会泽城后缴获了大量物资，等他们再次与红军主力会合时，一路积累下的银元达到了九万之多，这笔钱在懋功会师后，为采买粮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之初，就从好几个县城缴获了数万大洋，还截住了一支国民党的运输船队，获得的布料就达到了两万匹。后来攻克毕节城的收获更丰：粮食50万斤，银洋50余万元，各种物资折款70余万银洋。

05

红军“吃饭问题”的最困难时期，是在川西北地区，也就是懋功会师之后。

时任红一军团某部宣传科长的舒同写过一篇文章《芦花运粮》。讲的是他奉命带领一个排和几十人的运输队，从芦花出发，为驻扎在黑水马河坝一带的红六团运粮的故事。

当时红六团被困在一座雪山上的村庄里，根本无法就地筹粮，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粮糈已绝，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

红军在川西北地区筹粮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当地的自然环境恶劣，物产贫瘠。

其次是人烟稀少，老百姓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红军通过商业行为购粮的渠道很狭窄。据统计，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总人数达到了12万，而红军活动范围内的当地总人口却只有20万。

最后，当地消息闭塞，藏民对红军的主张不了解，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也导致红军在筹粮的初期遭遇了很多阻碍。

中央红军高层对这些困难是有思想准备的，据时任干部团二营特派员的萧锋回忆，早在会理会议期间，中央就提出了下一步的四项任务，其中排第二的便是筹粮。

当时休养连的红军女战士们，大多都参加了筹粮工作。后来成为红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的王泉媛，在外出筹粮的时候还偶遇了周恩来。周恩来为此批评了总卫生部的政委，说他不应该让没有武装保护的女同志单独去筹粮。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红军还专门成立了筹粮委员会，在芦花和毛儿盖各有一个。如果建立了地方政权，也会专设一个粮食部。筹来的粮食会被统一保管，统一分配，定量供应。

时任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是红军的经济人才之一，也是当时芦花粮委的负责人之一。他写过一篇文章《瓦布梁子》，讲的就是筹粮。

瓦布梁子是芦花附近的一个产粮地区，贾拓夫带领工作队来到这里，先是通过群众路线取得了当地穷苦藏民的信任与支持，然后组织藏民成立了革命政权，通过向富豪之家“借粮”的方式，一半留给藏民，一半帮助红军，最后，百余藏民帮助红军把粮食运到了芦花。

最后，还是用本文开头提到的，埃德加.斯诺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关于这种惊人的征战，将来有一日会有人写成全部的叙事诗的。这种征战，即使把政治和战事除掉，也是近代历史中，青年们的一种动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