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育部曲亲如子，接遇工农蔼如风。

席间谈笑胸襟阔，最从平淡见英雄。

此诗为诗人杨朔于抗日战争期间在太行山前线为朱老总贺寿之时所创作的，十分逼真的描写出了朱老总的博大胸怀和宽厚的长者之风，而这也成为了人们提到朱德朱老总的第一反应。

同样身为我军高级将帅，彭德怀元帅凭借“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和抗美援朝中的出色表现为世人留下了性如烈火敢打敢拼的猛将形象，提起解放战争横扫东北战场的四野人们也会想到虽沉默寡言但指挥机制灵活的林彪元帅，以及“七战气捷”尽打神仙仗的粟裕大将；“千里跃进大别山”“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刘伯承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元帅，这些我军的高级将领都因为性格鲜明而备受军迷热捧。

反观作为我军的主要创始人，各界公认的“红军之父”，我军永远的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明显少了一些性格鲜明的映像，也经常被一些影视剧和文艺作品塑造成一个“老好人”似的角色，过多的突出了朱德的道德品格塑造，忽略了朱德作为一个军事主官的军事素养描写。这与朱老总对历史的贡献是不相符的。

朱老总，从我军设立总司令一职起一直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从来没有更换过，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朱德才被称为为我军永远的总司令。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是造诣高深的军事指挥的行家里手，因为他是我军无可替代的驾驭战争的巨擘。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09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于蔡锷将军麾下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格丁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1925年年内返回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军事干部。1927年参加“八一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

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4月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可以说朱德为我军保留了革命的火种。

朱德的军事素养

朱德的军事素养也是无可争议的，在残酷激烈的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敌强我弱，我军作战的主要战略战术原则是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而这一作战原则的提出者和创始人首推朱德。

游击战作为我军创建初期的克敌法宝其十六字诀正是由朱德首次提出，而且毛主席也提供了证明。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写道：

“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 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 年5 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而这种转变正是发生在朱德带领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后。而聂荣臻元帅也在日后谈及这段历史时提出：“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

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总务处处长的赵镕老将军，在1983 年6 月14 日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工作者的访问时，他说：你们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有一件事提醒你们，就是关于“十六字诀”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是在许多地方做过试验的。最早起源于1913 年，他在滇南个旧戡乱、剿匪。

运动战，则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多次运用的战术，不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在运动中消灭敌有生力量，进攻时，大兵团在快速迂回穿插，将敌人分割包围，使其首尾不得相顾，再一块一块的歼灭敌有生力量，防守时，迅速化整为零，层层阻击，主力部队迅速后撤伺机而动，或跳出包围向敌后方穿插。

这一战术的特点就是能够依据战场形势迅速部署，以快速的机动性短时间内完成对敌分割歼灭或撤出战斗保留有生力量。今天通俗讲就是；“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而这一原则，是早在1925年，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回答教官“回到自己国内怎样打仗”的问话时就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毛主席把它写在毛选中，同样也无异于告诉世人，这项著名的运动战战略战术原则，其发明权是属于朱老总的。

综上所述，朱老总不仅拥有对党的无限忠诚，高尚的道德情操，还有着过人的军事思想和过硬的军事素养。接下来，我们就以我军首次运动战的例子来诠释朱德总司令的军事指挥能力。

朱德与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2 年底，蒋介石调集40多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由于此前的宁都会议上，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被调离了领导岗位，指挥红军粉碎第四次“围剿”的重任就落到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的肩上。

在外有强敌进攻，内有“左”倾军事错误干扰的不利情况下，朱德与周恩来密切合作，用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取得黄陂草台岗两次大捷，一举歼灭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近三个师，至1933 年3 月下旬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令蒋介石哀叹“此次挫败，凄惨异常，是有生以来唯一之隐患”。

朱德的指挥能力和军事素养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规模空前的斗争，国民党军用于进攻苏区的兵力之多前所未见，大有妄图一战将我工农红军彻底歼灭之势。而红一方面军也集中了七万多兵力，几乎倾全苏区之力，这一战之重要性自不必多言。

朱德此时面临着来自内外的压力，内有苏区中央“左倾”冒险主义，一直以来配合默契的毛泽东受到排挤，离开了指挥位置。外有蒋介石大军压境，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上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在此危机时刻朱德和周恩来抵住压力开始积极动员准备应战。

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在战前首先就是探明敌情。1932 年12 月下旬，当蒋介石尚未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之时，红军已经从各种渠道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情报。

朱德等对这些情报进行了深入的研判和分析，得出了敌人试图以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双重手段压缩我苏区根据地的策略，提出：“必须以集中的力量给敌人的弱点以最重大的打击集结而灵活地逐次给敌人的弱点以致命的打击，各个消灭敌人。”并对敌人可能前来进犯的进攻路线进行了预判，得出了南丰、广昌、宁都一线是敌人最可能的进攻方向，事后证明朱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

朱德依据判断划分了东北、赣江流域和东南三个作战地域，各地域统率部分红军兵团和地方武装，并指挥两到三个分区作战。除此之外，并对部队间联络，指挥，后勤等一系列问题做了详细部署。也正是得益于朱德对敌情的正确研判和周密细致的布置，有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密切协作，红军在1932 年底基本完成了应对国民党军“围剿”的准备。

其次，一个优秀的统帅还需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敢于坚持自己的判断。朱德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不仅需要面对来自敌人的压力，还需要顶住来自苏区“左倾”冒险主义的压力。当时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对自身实力认识不足，即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也对我红军的战斗力进行了过于乐观的评估，认为经历过前三次的反围剿胜利我军的实力得到了提升，而敌人也并非不可战胜；不应该再向前三次一样将敌人放入根据地从而对根据地造成破坏，于是下达了“积极进攻”的命令，即对于来犯之敌应该主动迎击，死守门户重镇阻敌于根据地之外。

我军缺乏攻坚重武器，轻武器尚不能做到人手一支枪，一旦陷入阵地战或城市攻坚战，就势必会进入消耗阶段，在我方兵力武器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这种战术这无疑是以我之短攻敌之长。朱德、周恩来曾在战前就对敌我态势作出了客观的分析，并向苏区政府做了汇报，提出了应当借鉴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做法将敌人放入根据地，拉长敌军的后勤补给线；再以小股部队和地方武装部队袭击敌军后勤补给。

我方主力部队应迅速集结并向敌人侧翼迂回，待时机成熟迅速对敌一部进行歼灭性打击，在运动中不断消耗敌有生力量。但这一建议未被当时苏区中央所采纳，于是朱德，周恩来不得不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动出击，发起了金资战役（金溪和资溪）。

此战虽然击退了敌军之进攻，但我方人员也遭受了不小损失，战局陷入了被动。为了改变不利的战局化被动为主动。朱德再次向中央提出，应该诱敌深入，让敌人进入苏区，红军主力向北转进至贵溪一带伺机而动，为运动战歼敌做准备。而当时的苏区则不顾前线士兵伤亡情况，继续向敌发动进攻，要求红军对盘踞在南城，南丰的敌人给予歼灭。

朱德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命令，但由于敌我实力悬殊，虽然我军指战员不畏牺牲但收效不大，敌人依旧据城死守。当陈诚在收到南丰守军的求援电报后立即判断出攻城的为我红军主力部队，他认为我军缺乏攻城的重武器短期内很难突破防线。于是，一方面电令守军固守待援，一方面派遣援兵迅速向南丰，南城一带集结，试图对我攻城部队形成合围。朱德，周恩来准确地判断出了战场形式，认为一旦敌军部署完成我主力部队必将遭受夹击而损失惨重，就算冲出重围也无力再战。

为了扭转这一不利态势，朱德，周恩来果断下达命令：“改强袭南丰为佯攻”。留下小股部队伪装主力佯攻南丰，主力部队迅速脱离战场向苏区靠拢，“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

可以说，朱德作为前方最高指挥员，未经苏区中央局许可改变命令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朱德，周恩来顶主力压力，及时改变策略红军由此又回到了积极防御打运动战的正确道路上，避免了屯兵坚城之下的不利局面，实际上就此掌握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主动权。对此，毛泽东评价道，红军“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了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可见朱德、周恩来的机断专行奠定了此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第三，一个优秀的统帅能够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做出明智的判断和指挥，并且以我之长，克敌之短。 朱德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采取虚实结合，以小部队迷惑牵制敌人的方法，两次以红11 军伪装主力，将国民党军各路分隔开来，而将其中一路诱至红军设伏地域，使敌人上钩。

红一方面军撤围南丰后，陈诚依旧采取三路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准备在南丰、广昌地区与红军决战。朱德、周恩来在令红军主力向东韶、洛口地区转移待机的同时，“以红十一军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任务是钳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仍将敌向康都方向吸引”。

陈诚果然上当，令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地区开进，准备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又将原一纵队进行拆分，令原第一纵队的第11 师由宜黄至黄陂，配合第二、第三纵队作战；再令第52师、第59 是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在黄陂与第11 师会合，再向广昌、宁都进攻。

这样，国民党军三路纵队就被分隔开了，出现了各个歼敌的战机。朱德、周恩来果断抓住战机，在敌必经之路黄陂以西地区设伏，将敌第52 四、59 师歼灭，取得了第一个伏击战的胜利。黄陂的失败使陈诚的作战计划即刻改变，“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叠作中间突破的战略”，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以求突破红军阵线，占领广昌。

由于敌前后两个纵队靠拢一起，行动谨慎，无法分割歼灭，朱德、周恩来决定采取引诱前敌、隔断后敌的方法，令红军诱敌部队在广昌西北积极活动，造成红军主力就在广昌的假象，引诱敌前纵队快速推进，拉开其与后纵队的距离。敌军再一次被假象迷惑，最终形成首尾不得相顾之态势。此时，红军的真正主力隐蔽北上，在东陂、草台岗给了敌后纵队致命一击，红军的诱敌再次取得成功。

此战，朱德和周恩来都巧妙运用了大兵团伏击战法，以小部队伪装主力迷惑调动敌人的同时，秘密集结主力，选择有利地形设伏，歼灭敌之一翼，达到大量消灭敌有生力量的目的。黄陂战斗前，朱德亲自来到左翼队的指挥部，对指挥左翼队的聂荣臻说：“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这就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 。

在战后的总结中，朱德认为：

“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红军“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

这两次经典的伏击战是我军历史上首次运动战歼敌的伟大实践，能取得如此胜利与朱德和周恩来的指挥是得当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大战役的指挥能力，指挥战役光有战略部署不行，还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行动，必须善于战场指挥，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具体的军事专业知识。

比如熟知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杀伤威力和范围，各军兵种的战术配合与协同，各种战术动作如何实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还要熟悉部队的各种条例条令，战斗时各级部队的人员装备情况，各级指挥系统的人员调配，战场配合等等。

这些，作为刚接替毛泽东担任政委的周恩来而言是不十分了解的，而最了解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参加过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的朱德。1978 年11 月10 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收集军史资料访问何长工老将军时，谈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何老提高声音，气愤地说：

“我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这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么不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第四次反围剿把总司令放在一边行吗？在讲第四次反围剿时，许多人不提总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正是朱德正确的军事指挥，才一改战争初期的被动取得了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最成功的一次，而“红军之父”朱老总本人则正如毛主席评价的那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淡泊名利，不愿意多提及自己。总是谦虚大度，顾全大局。所以往往展现出“慈祥，忠厚”的长者形象，而这一形象也深刻印在群众心中。但我们不应忘记朱老总不仅有忠厚的外表也有着过硬的军事素养。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派压迫时，朱德绝对担得起共和国第一元帅的威名。

参考文献：

《朱德军事文选》

《朱德选集》

《毛泽东选集》

《聂荣臻回忆录》

张啸《浅析朱德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军事指挥艺术》[J] 党史博采 2016年 第11期

作者简介：萧咏，历史学硕士，中国近代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