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地区人才辈出，这是大家的共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岳麓书院大门这副楹联就是最好的写照。晚清时期，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湖南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两人在当时都有崇高的地位。

曾国藩堪称完人，弟子对他的评价是： “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左宗棠的评价也广为人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两人如此厉害的人物，同为湖南人，又同属湘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人一度倾心相交，但最终失和决裂，史称“曾左交恶”。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开始，曾左关系走向恶化，最终导致两人老死不相往来。

关于交恶原因，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两种：

第一种说法、最大的责任在于左宗棠。原因是左宗棠性格孤傲，又对自己举人身份的自卑。曾国藩还于1860年保举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而左宗棠则在1861年率部援助了曾国藩，化解了祁门危机。

当湘军攻下南京剿灭太平天国后，个人声望来到顶峰，被朝廷封为一等毅勇侯。就在此时，左宗棠突然上了一道奏折，称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谎，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逃走了，并不是曾国藩所说的那样“积薪自焚”。慈禧太后看了左宗棠奏折勃然大怒，直接责问曾国藩为何谎报军情。曾国藩百口莫辩，结果“彼此不通书问。”

第二种说法：两人交恶是策略，是为了保全自己。因为两人都做到了汉臣的顶峰，清廷对两人都有所顾忌，如果两人关系太紧密，那对清廷来说就是最大的威胁。要知道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后，可谓坐拥半壁江山。

左景伊是左宗棠的曾孙，此人就坚定认为左宗棠和曾国藩交恶完全是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后来左宗棠坚持要西征收复新疆，最终还是慈禧太后力排众议采纳了他的意见。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可能性很大。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家书中提到了他和曾国藩不和的事宜，他写道：

“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

左宗棠这段话说的很清楚了，自己和曾国藩目标一致，两人只是私交上有嫌隙。当左宗棠在西北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时，曾国藩也非常关注西北军情。当得知左宗棠在西北进军顺利后，他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起胡文忠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付担子。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当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左宗棠非常伤心，他在家书中表露心迹，“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左宗棠还送了一副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