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正月，晋武帝司马炎立自己的儿子司马衷为太子。这个决定显得有些仓促，因为距离晋武帝刚刚继魏称帝不过一年多，而他当时也只有三十二岁。按照正常的情况，定下接班人似乎太早了。更重要的是，距其父司马昭去世还不到两年，按照当时的传统，三年丧期还未结束，晋武帝此时立太子，与司马家族一贯重视丧葬礼节、提倡以礼孝治国的宗旨不太相符。从情理上推测，晋武帝此时做出这一决定，可能有一些难言的原因。

一、难言之隐

司马炎虽然是司马昭的长子，但长期以来，他的世子之位并不明确。因为他的弟弟司马攸，虽然不是嫡长子，但年幼时被过继给了无子的伯父司马师，成为司马师的嫡子。司马师是司马懿的长子，在司马家族中拥有极高的继承地位。如果没有过继这件事，司马炎继承晋王之位应该毫无悬念，但一旦司马攸成为司马师的嫡子，他在继承权上的优势就大了很多。

司马懿非常宠爱司马攸，司马昭对他也很宠爱。曾有一次，司马昭拍着椅子对司马攸说：“这是桃符座。”桃符是司马攸的乳名，这句话意味着司马昭有意将大位传给他。后来，司马懿的爵位舞阳侯也传给了司马攸。这一切让司马炎非常焦虑，为了争取世子之位，他甚至亲自前往司马昭的心腹何曾、裴秀家中拜访，请他们为自己在司马昭面前争取支持。可见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

司马昭在晚年立太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按照正常情况，长子司马炎应该继承晋王之位，但司马攸作为司马师的嫡子，似乎更具资格。在何曾、裴秀等人的不断劝说下，他们一致认为司马炎聪明、勇武，具备非凡的才华，这才使得司马炎的世子之位最终得以确认。

西晋建立后，武帝与司马攸的君臣关系已经明确，齐王攸暂时不会威胁到大位继承问题，因此，武帝在建立国家初期对齐王攸仍有所重用，展示其兄弟和谐共处的形象。但多年来与弟弟争夺世子之位所积累的矛盾，依然成为武帝心中挥之不去的痛点。由于齐王攸在朝臣中有很高的声望，并被视为武帝身后最有可能继位的人选，武帝不得不保持警觉，时刻防范他。

为了防止齐王攸觊觎皇位并争取朝臣的支持，晋武帝早早就决定要确立接班人，以确保司马家族的皇位能够长期稳定。为此，他决定立司马衷为太子。晋武帝通过诏书明确表示：“朕因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始终谨慎，担心没有继承人来确保天下安定，所以决定早早立储，树立嫡长继位的规范。”诏书中的“置胤树嫡”表示要加强司马炎一房的继承地位，排除了司马攸继位的可能性。晋武帝还在诏书中批评了父亲司马昭当年偏爱司马攸的做法，指责他违反了立长子的传统制度。并且，武帝急切立太子，目的就是消除朝中对齐王攸继位的猜测，避免权力继承出现不必要的动荡。

晋武帝有二十六个儿子，其中不少子嗣智力过人。那么，为什么他会选择司马衷作为太子呢？难道他看不出司马衷存在智力上的缺陷？许多人认为，晋武帝的确知道司马衷并不聪明，但他依然做出了这个决定。武帝并非愚笨，他的考量远不止表面。中国古代自西周起，就有立嫡长不立庶幼的继承传统。如果废除这个传统，立庶子为继承人，往往会引起动乱。历史上，曹操虽然最终选择了立曹丕为继承人，但魏国在曹操死后很快发生了动荡。晋武帝深知这种局势的危险，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重蹈覆辙。

武帝之所以选择立司马衷为太子，虽然他并不聪明，但因为司马衷是皇后所生，在名分上高于其他庶出的子女。即使他智力较差，仍然符合古代立太子的法则。武帝虽然曾多次考虑更换太子，但每次都被皇后杨艳的强烈反对所打消。杨皇后坚持认为，立嫡长不应看是否贤能，而是应该遵循传统。即便司马衷不够聪明，按古代的继承法则，立他为太子才是合适的。

二、原因分析

虽然武帝有许多子嗣，但嫡子只有司马轨、司马衷和司马柬三人。司马轨早逝，司马衷智力不足，而司马柬则聪明稳重，深得父亲宠爱。晋武帝曾让司马柬整理三十六军的士兵名册，司马柬轻松发现了名册中的错误，令武帝非常惊讶并加以重用。尽管司马柬非常优秀，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可能的继承人，但武帝依旧最终决定将他封为秦王，命其出镇关中。

武帝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司马柬虽然为嫡子，却不是长子。如果立司马柬为储君，就等于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失去了立嫡长子的正当性。继续保留司马衷为太子，不仅能避免“废长立幼”的不祥之事，还传达了一个信号，即晋朝的皇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

为了进一步强调嫡庶有别，武帝在泰始十年（274年）发布了新的诏令，明确规定不得非嫡长之子争位，这也排除了齐王攸继位的可能性。

此外，晋武帝不废太子的另一个原因，或许与他对发妻武元皇后杨艳的感情有关。杨皇后生前非常关心司马衷的太子地位，担心她去世后，司马衷会失去继承权。她精心安排堂妹杨芷入宫，成为继后，以保障司马衷的太子地位。武帝对杨皇后十分依恋，不忍心违背她的临终遗言。因此，他在多次考虑废除太子时，都会想起杨皇后的遗愿，最终决定继续保留司马衷为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