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覆灭与财政困境息息相关，这一困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太祖朱元璋的政策。由于财力不足，明朝政府无法培养足够强大的军队来应对流民起义和女真的双重压力，最终导致了朝廷的衰败。那么，为什么明朝政府会这么贫困呢？

这要从朱元璋立国初期的政策谈起。朱元璋坚持小农经济，并把“重农抑商”视为国家根本。农税成为明朝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农业的产值又受限于土地面积，这意味着一旦疆域稳定后，农税收入的上限也就被“设定”了。明初政府实施实物征收农税，这种方式进一步固化了收入上限。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明朝政府没法统一收支，而是将农税分为三部分：地方、卫所和朝廷。

各地布政使司（类似现今的省级行政区）收取的粮税并不直接上缴朝廷，而是留在地方，用于地方官员的俸禄、日常行政开支、水利设施和防御工事的修建等。明朝的宗室亲王和郡王一般都有分配的禄田，其他等级的宗亲则由地方官府发放宗禄。军队方面，实行世袭军户制，士兵既是农民又是军人，他们在战时为兵，平时则耕作自养，朝廷几乎不承担军队的开销。

由于交通运输能力的限制，明朝的农税主要来源于京师周边的南直隶地区，征收的税额大约是3000万石。然而，由于明初禁止白银流通，各类物产的折算成银的比率不稳定，且随着时间推移白银价值逐渐下跌。为了防止后代过于贪婪，突破安全的农税红线，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规定了一个上限，并要求各府县公开标明税额，从而固定了农税的上限。

除了农税，盐税和商税的收入相对较少。由于北方地区贫瘠，军队很难自给自足，政府就将盐的专营权部分转让给商户，以盐引换取粮食，实际上将盐业的部分收入转化为军费。因此，盐税的收入一直偏低，大约为120到200万两白银。商税的收入则更为微薄，几乎没有超过明朝财政收入的10%。

可以看出，农税始终占据明朝财政的主导地位。从洪武朝开始，农税就占到了明朝收入的70%以上，因此，农税上限的设定实际上限制了明朝的财政收入。这是导致明朝财政困境的“原罪”。

有些人可能会问，明初政府并非没有钱。毕竟当时他们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征战、疏通运河，甚至建立了新的都城。事实上，除了采用屯田制度以外，朱元璋还推出了一个“吸血”项目——“宝钞”。洪武和永乐两朝，明朝政府通过滥发宝钞来充实国库。这种无抵押的纸币虽然能短期解决财政问题，但其价值逐渐崩溃，最终成为民众的负担，也导致了经济的恶化。

由于宝钞的贬值，明朝财政迅速陷入困境，尤其是在永乐之后，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朝廷试图采取改革措施，例如，减少盐税、商税收入的依赖，推行税制改革。然而，由于制度僵化，许多改革未能深入实施，导致财政困境不断加剧。

到明中期，朝廷虽然试图改革，但由于传统税制的弊端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加之高官阶层的奢靡与腐败，导致财政收入始终无法突破既定上限。即便到了张居正改革时期，明朝的财政收入也没有显著改善，主要依靠农税支撑，军费开销大幅增加，财政问题始终未能根本解决。

此外，随着京师迁都至北京后，南方的农民再也无法负担高额的运费，造成了农税拖欠和征收困难，这使得明朝财政更加窘迫。即使有部分地方官员如周忱进行税制改革，通过减税和优化运输手段缓解了部分困难，但整体财政上限始终未能突破。

总结而言，明朝财政的窘迫，根源在于制度上的固守，尤其是过度依赖农税的收入模式。在没有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和税制创新的情况下，明朝最终陷入了财政困境，难以应对内外压力，导致了其衰败。这种制度性贫困，成为了明朝无法再度崛起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