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原本蒋介石一心想着“剿共”，但在局势压力下，他不得不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开启了统一抗日战线。这一转变大大减轻了陕北的压力，为我党迎来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西安事变不仅是中国抗日的关键转折点，也是我党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我党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中央是否已有其他应对措施？

事实上，西安事变发生前，我党的处境非常艰难。首先是经济问题，西北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百姓生活困难。特别是红军人数增至七万，生存问题更为严重。举个例子，1936年11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北，已经是寒冷的冬季，但他们还穿着长征时的衣服，粮食也所剩无几。时任31军军长的萧克看到这一情况，担心有人会冻死，于是跑去找彭德怀请求物资。然而，彭德怀也只能无奈地表示，红一方面军的物资也非常紧张。中央甚至无法提供30万大洋来维持部队过冬，精简人员已成唯一选择，整个局面非常令人心酸。

另外，红军面临的军事压力也非常大。不仅蒋介石的中央军在不断围堵，还有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地方军阀的260个团在四周包围，红军被逼入狭小的区域。为了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还计划了“通渭会战”，准备调集30万部队和100架轰炸机，围攻陕北，将红军主力歼灭。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红军想在陕北生存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央准备如何应对？

据徐向前元帅的回忆，毛主席和中央的初步战略目标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计划，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为达成这一目标，前提是自身强大，必须做到足够强大，以便让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具体做法是将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公之于众，虽然之前已经秘密联合，但公开合作能够更有效地对蒋介石形成威慑。接下来，红军还计划逐步消灭以马步芳、马鸿逵等为首的西北反动势力，赢得后方的稳定，并与苏联建立联系，争取援助。虽然这条路难走，但只要有了明确的方向，就可以朝着目标努力。

不仅是我党，苏联也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强攻北方，直抵中蒙边境，以获得苏联援助；二是向西北进军，打通河西走廊，与苏联接壤，争取物资补给，再重新打回陕北。然而，这些计划并未得以实施，因为1936年10月，胡宗南部对黄河渡口发动猛攻，占领后切断了我军的联系。这使得我党和苏联的计划受阻，红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主席指出，红军必须改变计划以求生存。原本的宁夏计划没有把握，面对现实，主席提出应南下平凉、泾川等地，准备一两年时间再做打算。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这一提议，并决定开始南下。与此同时，中央通知了前线的各位指挥员，如朱德、彭德怀等，同时与张学良等人保持联系。张学良虽然心中有疑虑，但仍劝我党再忍耐一两个月，等待局势变化。

结果不到一个月，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举动对我党和整个国家来说极为关键，迫使蒋介石改变立场，最终开始谈判统一战线。这一谈判使得全国的武装力量集中于抗日，避免了各自为政的局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国民党仍可能继续对陕北发起“围剿”，虽然红军可能凭借其战斗力突围，但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且是否能够在山西或陕南站稳脚跟仍是未知数。历史的走向将会完全不同。

因此，西安事变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为我党避免了许多困境和牺牲，也为全国的抗日大业打下了基础。正因为如此，我党领导人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深表感激，认为他们的行动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