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片段：户部主事孙嘉诚为了揭发朝廷铸钱的弊端，与户部尚书当场争执，甚至大打出手。最后事情闹到御前，孙嘉诚还被雍正皇帝当面训斥。

从官职来看，六品小官孙嘉诚敢和一品大员动手，似乎不合常理。但若结合清代的制度环境，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可理解。虽然“动手”略显夸张，但五部（除吏部外）司官轻视堂官的现象，确实很普遍。

堂官与司官的微妙关系

六部中的尚书、侍郎称为“堂官”，而各司的郎中、员外郎则称“司官”。从官制上看，二者本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但清代大量文献记载表明，五部司官时常对堂官不够尊重。

雍正五年九月，雍正皇帝专门下旨，批评这种现象，尤其是汉族司官。他指出：满族司官见到堂官时都会下跪行礼，而汉族司官则随意得很，有的甚至蹲着说话。更讽刺的是，这些汉司官若在外任职，见到品级不如堂官的督抚，却恭敬得近乎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差异，正说明他们并非真懂官职尊卑，而是看重实际权势。

雍正的话点出了关键：“不知爵位之尊卑，而但论权势之轻重。”

为什么司官敢对堂官不敬？

原因在于实际工作权力。户部、刑部事务最为繁重，涉及钱粮与刑狱。大量具体事务都由司官负责，堂官们由于调任频繁、缺乏专业知识，往往成了“有名无实”的决策者。

以刑部为例：

- 司官：审理案件并提出处理意见，即“主稿”；

- 堂官：根据司官的意见作出决策，即“画稿”；

- 书吏：负责文书的抄写与传递。

实际上，司官掌握了最核心的业务，而堂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提供的意见。一旦司官不配合，整个部务都难以运转，导致尚书、侍郎反而要小心讨好司官。

人事权的制约

除了权力分工，制度安排也是原因之一。汉司官的任用和升迁权都掌握在吏部，堂官无法左右。只要年资够，司官便能进入吏部的选拔程序，堂官几乎插不上话。满族司官则不同，他们的人事可由堂官直接安排，因此雍正才会特别点名批评汉族司官。

堂官唯一的影响渠道，是在京察时写“考语”，但因为堂官任职时间短，和司官互相不熟，考语往往流于形式。吏部和皇帝也并不重视，甚至康熙初年还明令不用参考堂官的意见。结果就是，堂官对汉司官没有任何实质约束力。

相比之下，地方上的道员、知府面对督抚，几乎没有反抗余地。督抚能轻易决定他们的仕途，甚至一句话就可能让他们丢官，因此他们自然表现得极为恭敬。

乾隆时期的转变

直到乾隆即位，他也意识到堂官和司官关系的畸形。在其推动下，堂官对司官的掌控逐渐增强，后期司官的仕途才越来越受堂官影响，堂官的权威才真正得以恢复。

小结

《雍正王朝》中的孙嘉诚敢顶撞尚书，并非完全不合情理。清代五部堂官“管不住司官”，甚至要依赖他们维持日常运作。这种“不以爵位论尊卑，而以权势定轻重”的现象，正是当时官僚制度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