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汉政权内部，随着诸葛亮病逝之事落定，紧接而来的是一场权力与人事的博弈。曾经在朝中掌握相当权势的杨仪，因为处置魏延而赢得了似乎可以大权独揽的机会，但事态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地向另一条线索转折。刘禅没有按杨仪的意愿将大权握在自己手里，反而在关键人事安排上着力重用蒋琬。这个变化表面看起来突兀，实则体现出蜀汉高层对人臣才能与稳妥治理的再评估。

若把视角从《三国演义》中的戏剧性对抗放下，回到史实的脉络，便会发现蒋琬的才能并不逊于诸葛亮的半壁江山，甚至在某些方面具备与诸葛亮、董允、费祎并列的潜力，被后人并称为“蜀汉四相”之一。诸葛亮在治理与军事并举的阶段，所倚重的贤能之士并非仅限于前线将帅，还有像蒋琬这类在幕后运筹、支撑大局的关键人物。蒋琬的稳健与才干，恰恰是蜀汉在长期对外征战中保持后勤线条通畅、政务运转有序的重要保障。

在诸葛亮撰写的《出师表》中，他曾向刘禅推荐郭攸之、费祎、董允以及向宠这四位贤良之辅；而在这批贤能之外，能担大任的还有杨仪、姜维和蒋琬。诸葛亮北伐时期的核心同僚多半以杨仪、费祎、姜维为主，逐步对魏延产生防备与疏远。蒋琬则被安排在更为靠后的岗位，成为诸葛亮在后方的心腹与信任对象。随着建兴年间的北伐筹划推进，他与张裔一起留守丞相府，成为后勤与政务的主干力量。到建兴八年（公元230年），蒋琬已实质掌握丞相府之事，并肩负向前线输送粮草辎重的重大职责，成为军政一体化运作的重要枢纽。

由此不难看出，除了紧贴身边的杨仪、费祎、姜维等人，诸葛亮最信任、最器重的人选，莫过于蒋琬。在北伐期间，蒋琬以其出色的后勤保障能力，确保了前线军队的粮草、辎重等物资的稳定输送与分发，从而让大军在复杂的环境中维持持续作战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蒋琬不仅是值得信任的人，也是拥有相当才干、能够以稳健方式维护军政大局的关键人物。

对照杨仪，虽曾是诸葛亮身边的红人并掌握较高的权位，但其性格中的残忍与急躁却成为长期隐患。性格的缺陷、心胸的狭隘，加之口无遮拦的言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国家大事的冷静判断与长期治理的稳定性。在诸葛亮去世后，杨仪的掌权态势一度居高不下，魏延因而被边缘化。魏延与杨仪的矛盾最终公开化，杨仪下令马岱击杀魏延，随后更将魏延及其家族灭族。这一连串举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杨仪对政敌的强力整肃，但也引发了刘禅对其专断独断的警惕与不满。

诸葛亮死后，杨仪继续掌权、压制异己，魏延被除之事虽让他意气风发，却也为后来局势埋下隐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琬的才华与稳健逐渐被重新评估，成为刘禅眼中值得信任的中坚力量。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蒋琬被任命为尚书令，随后又升为行都护，假节并领益州刺史，任命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此一连串晋升，标志着蒋琬在中枢政治中的地位已经稳固，并逐步承担起更为广泛的治理与军事协调职责。

面对蒋琬的再次崛起，杨仪心中的不满与担忧急速上升，甚至公开抱怨如果早知如此，还不如带兵归降曹魏以求安稳。此话被人传到刘禅耳朵里，自然触动了对杨仪的惩戒。最终，杨仪意识到自己的权势已不可挽回的事实，于是选择自尽收场，结束了他在政坛的争斗生涯。

综观全局，诸葛亮在生前虽将杨仪列为重要辅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压制魏延，但由于杨仪性格的偏执与残酷，反而在刘禅眼中埋下了防备之因。相对地，蒋琬在诸葛亮北伐的岁月里，始终驻守丞相府，保障军政与后勤的稳定，展现出正直、宽和的品格与务实的治国能力。由此可见，刘禅并非如《三国演义》里那般轻易盲从权术斗争的阿斗，而是在复杂的人事博弈中，通过对人材的识别与任用，逐渐形成了对蜀汉治理结构的更为稳妥的把控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