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安史之乱，让盛唐自此走向衰弱，而发端于此场叛乱的始作俑者正是安禄山。安禄山本来是大唐边疆的一方节度使，凭借长期的军政实权，野心越来越盛，最终趁乱发动叛乱，烽烟蔓延多年，天子權威在动荡中逐渐式微，北方和中原的局势也因之大为改变。

安史之乱平息之后，藩镇之势成为唐朝朝廷始终无法根除的隐患。這些節度使手握军政大权，形成了分属一方的真实统治实体，中央对他们几乎没有实际控制力。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在盛唐时代，节度使到底有多大的权力？他们不是仅仅听从皇命的官员，而更像是地方的自治强人，掌控着地方的财政、军队与司法，中央的号召往往只是形式性的，执行力却大打折扣。

节度使这一官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初期，起于唐睿宗年间，由景云元年正式确立为官职。这个官职的产生，与当时的兵制改革密切相关。当初的府兵制让边境作战可以通过在各地征调折冲府兵来获取兵员，取得战争所需的力量。随着时间推移，单靠分散的府兵已经难以抵御外敌的进犯，国家的防务形势逐渐复杂化。

自唐高宗时期起，边疆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折冲府兵在面对强敌时已难以承担未来的高强度战斗，因此，国家在边疆重镇设立常备军，并相应出现了“军镇”这一概念。负责管理这些军事要地的人，最初常被称作大都督或行军总管。后来，因为这些人能够直接掌握天子符节来调度军队，逐渐被冠以“节度使”的称号，成为掌管军事与地方事务的实权官员。

到了唐睿宗时代，节度使正式成为一个制度性的官职。起初他们的权力并不十分庞大，主要是对驻守部队拥有指挥权，战力通常也不过数万之众，完成任务后便会回朝，因而很少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唐玄宗时期，节度使的地位与权力开始发生显著变化，逐渐从仅仅的军事指挥者，发展为拥有明确地域管辖范围的地方官员。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节度使麾下的军队数量急速增加，兵力跨越数万乃至十数万。唐玄宗甚至赋予他们自主招募兵员的权力，并将地方财政大权也陆续交付给他们。如此一来，名义上的节度使，实质上却越来越接近地方藩王的模样，成为“土皇帝”一般的存在。藩镇权力的涨潮，天然地削弱了中央的统治力，也埋下了日后众多隐患。

更甚者，唐玄宗甚至让同一人兼任多地的节度使，如安禄山在发起安史之乱前，便掌握范阳、河东和平卢三地的节度使职务，手下总兵力据说高达约二十万，这些部队多为长期对抗契丹等北方游牧力量的精锐。拥有如此雄厚兵力的人，必然会滋生更强的野心与野蛮的扩张冲动。安禄山的势力积累，正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逐渐放大的。

叛乱被平定后，中央曾试图收回藩镇手中的兵权与权力，以恢复对地方的控制，但这条路异常艰难。即便中央有所尝试，藩镇之间在地方实际治理中的自立性极强，历史上一直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矛盾。直到唐朝灭亡及后来的五代时期，中央才逐渐难以对个别藩镇下达有效约束，许多藩镇实质上已经不再听命于中央，甚至自立为君。最终走向覆灭的正是同一批节度使，其次第化身为各路军阀，建立了各自的政权。

直到赵匡胤建立宋朝，才在相对平稳的政治路径上真正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渐渐收回了兵权，让藩镇的权力逐步回归中央，藩镇的历史功能就此画上句号，节度使这一职位也转变为名存实亡的荣誉官职。由此可见，唐朝时期藩镇的权力之大，实在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成为稳定与治理之间最危险也最关键的一个历史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