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鸾是咸宁侯仇钺的孙子，继承了家族的军职，原本拥有扬州府的籍贯。然而，尽管在名义上与扬州紧密相连，实际上，仇鸾的故乡却是偏远的平凉镇原。对于平凉，他显得尤为敏感，甚至有些避讳提及。不同于许多官员依赖家族背景上位，仇鸾的崛起与他在“大礼议事件”中坚定支持明世宗的立场密切相关，也正因如此，他得以一跃而上，在大明的官场中如同一颗不倒翁，屹立不倒，稳居高位。

嘉靖十七年（1538年），仇鸾在征讨安南时因屡次压迫当地官员而被罢免职务。尽管如此，他依旧凭借其过硬的背景迅速恢复，先后担任宁夏总兵与甘肃总兵。然而，由于他的军事才能有限，常常阻碍军务进展，最终遭到总督曾铣的弹劾，被革职并囚禁。正当曾铣因“河套之议”而入狱时，仇鸾看准时机，巧妙地诬陷曾铣，自己也因此脱身，不仅出狱还重新获任大同总兵。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土默特部领袖俺答汗因多次请求恢复长城关口的互市贸易未果，最终决定发动战争，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当仇鸾望着铺天盖地的鞑靼军队时，心中不免一阵恐慌。毕竟，他的总兵职位并非凭借真正的军事能力获得，而是通过贿赂严嵩之子严世蕃而得来的。

严嵩是明孝宗年间的进士，步步高升，最终成为礼部尚书和翰林院学士。虽然明孝宗是位英明的皇帝，且在位期间开创了“弘治中兴”，他个人也注重制度建设，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在后宫深受敬爱。然而，命运多舛，明孝宗早逝，年仅36岁便撒手人寰。新帝明武宗朱厚照登基后，虽然聪慧，但却深受宦官刘瑾控制，导致朝政腐败。刘瑾掌控的“八虎”成为权力象征，直到他被凌迟处死。

明武宗31岁去世，无子嗣，朝廷迎来正在为父亲守孝的朱厚熜继位，这就是后来的嘉靖帝。年仅14岁的嘉靖帝成为皇帝后，虽出身贫寒，但凭借聪明才智迅速掌握了朝政大权，并通过大礼议事件逐步削弱权臣的影响。严嵩也凭此事件进入了权力的巅峰。然而，严嵩的升迁并非仅凭自身能力，而是靠着对嘉靖帝的深度阿谀奉承。他与夏言的关系尤为特殊，严嵩通过讨好夏言，最终在嘉靖二十一年取而代之，成为内阁首辅。

然而，严嵩的权力并未止步于此。在嘉靖二十七年，曾铣因被诬陷贿赂夏言而被处死，而严嵩则通过操纵舆论，成功让嘉靖帝相信夏言并非忠诚，结果夏言被斩首，严嵩则再度坐回了内阁首辅的位置。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凭借父亲的权势，从未参加科举便顺利进入国子监，后来成为官员，步步高升。显然，严氏父子的影响力不仅贯穿了整个明朝，而且极大地腐蚀了朝廷的吏治，导致嘉靖帝与一众权臣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局势难以改变。

同年，仇鸾面临着庚戌之变的挑战，面对鞑靼大军的压境，他决定通过贿赂的手段去打破僵局。仇鸾不仅向俺答汗送上了重金，还为其带路，绕过大同，直逼京城。然而，与93年前的“土木之变”相比，嘉靖朝的北京防线极其脆弱。当年英宗在土木之变中失去大量精锐，而忠臣于谦却坚守住了北京，成功避免了朝廷迁都。然而到了嘉靖年间，京师的兵力早已严重削弱，禁军不过四五万，其中多数为年老体弱或是负责内务的军官。面对如此形势，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应对鞑靼大军的进攻。

有趣的是，虽然仇鸾引来了鞑靼军，然而他也成了第一个上前勤王的人，嘉靖帝一时没有意识到仇鸾的真正意图，于是便封他为平虏大将军。收到俺答汗的书信后，嘉靖帝和大臣们展开讨论，而严嵩则轻描淡写地认为这不过是“抢食贼”，不值一提，认为俺答汗会很快撤退，反正被抢的也不是他们家的财物。最终，嘉靖帝采纳了礼部尚书徐阶的建议，决定与俺答汗谈判，允诺其通贡，从而迫使鞑靼军撤退。撤退途中，由于遭遇暴雨，仇鸾试图趁机袭击落伍的骑兵，以期借此立功。然而，俺答汗心生疑虑，最终在过白羊口时折返，仇鸾的兵力也因此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溃败，仇鸾险些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