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当他人已做出决定，通常不要轻易插手劝解。一个例子就是刘邦攻入咸阳后，陷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整个人沉浸在温柔乡中，久久不愿离去。这时候，任何劝说都显得无济于事。

其实，在那时，能够保持清醒的，恐怕并不多，大部分人已经沉迷其中，甚至开始抢夺金银财宝。史书记载，“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意思是这么多年风雨飘摇，历经艰难打拼，终于有了胜利的机会，大家当然要趁机大捞一笔硬通货了。少数理智之人，如萧何，他还记得要收拾政府的文书和档案；樊哙则在一旁劝刘邦，但没什么效果。就在此时，张良走了进来，他给刘邦递了一些话，翻译成现代话就是——

“主公，您知道秦朝为什么会崩溃吗？主要是因为它的政策暴虐无道，才让您今天能够坐在这咸阳的宫殿里享福。我们是为了天下百姓起义，为了推翻暴政，解救民众，怎么能在这时迷失自己，放纵欲望，享受这些享乐呢？这难道不是帮秦朝暴政吗？‘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觉得您还是听樊哙的话，趁早收队，赶紧走！”

听了张良的这番话，刘邦如梦初醒，立即将秦朝的珍宝和美人封存，带领队伍撤出咸阳，回军霸上。史书没有详细描述樊哙是如何劝说刘邦的，但显然无效，而张良的这一番话却起了关键作用。这是因为他触及了刘邦政治生存的核心——“政治正确性”，让刘邦自己意识到，一旦失去这个基础，局面就可能迅速崩溃。

刘邦和项羽之间的区别何在？项羽的家世显赫，是楚国的贵族后裔。司马迁曾说项羽家世代为楚将，唐朝学者考证称他祖上是周朝王室的后裔，天生贵胄，家族血统高贵，项羽早已注定是“王侯将相”的命。而刘邦则不一样，他的祖先多为普通农民，最早他不过叫“刘老三”，不过是沛县的一个普通百姓。幸运的是，陈胜吴广的起义给了刘邦一个机会，借助“楚怀王之约”，他开始了自己的军事征程，最终推翻了秦朝。

但刘邦的身份地位并不如项羽那样“血统正确”，他能封王拜相，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政治正确性”——即“除暴政，解民困”，这是当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相反，项羽拥有“血统正确性”，即使他的作风暴虐无情，也不影响他最终称霸一方。

刘邦明白，他如果一次错误，就可能丧失了政治正确性，这意味着他的政权可能随时土崩瓦解。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议会军曾占优势，但由于他们无法与国王查理一世正面决战，因为即便国王多次失败，他依然是国王，而议会军一旦失败，就可能面临被绞死的命运。刘邦同样明白，失去了“政治正确性”，他的帝国将无立足之地。

而项羽则无所谓，他能随意作恶，因为他的“血统正确性”让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他可以在巨鹿之战后杀掉秦国二十万降卒，可以焚烧阿房宫，这些行为都无法动摇他的地位。然而刘邦的情况不同，他必须保持对百姓的善待和对政治正确性的捍卫，才能立足于天下。

刘邦能够从无到有，最终成为一方霸主，除了有雄才大略外，还依靠了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当项羽开始封十八路诸侯时，几乎所有封侯者都有“血统正确性”，刘邦的草根背景让他格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迅速站出来，为已故的“义帝”楚怀王发丧，借此占据道德高地，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在之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在正面与项羽对抗，萧何在后方组织关中的兵员和粮草支援前线，虽然关中的百姓生活极其困苦，但民众并没有怨恨刘邦。这是因为刘邦所做的一切都有其政治背景——报仇复仇。民众知道，忍受一时的苦难，是为了更大的胜利。刘邦的“政治正确性”使得他始终能够得到百姓的支持，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邦最终通过“政治正确性”战胜了项羽的“血统正确性”，建立了汉朝的基础。至于刘邦封的异姓王，如韩信、彭越、英布等，大多也是从草莽中崛起，他们的封王是因为政治正确性的支撑，而非血统的光环。

然而，当大汉王朝稳定下来，血统再次成为了政治正确的基础。在白马之盟上，刘邦和群臣约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意味着，只有刘姓的人才能称王，只有功臣的后代才能封侯。这种“血统正确性”再次成为了政治基础，确保了汉朝社会的长期稳定。

因此，尽管“血统正确性”本质上是一种封建遗产，它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确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和平时期，这种“血统正确性”可以帮助国家保持稳定秩序，并最终促进社会的长期发展。而刘邦的历史也证明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如何巧妙运用“政治正确性”与“血统正确性”，往往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兴衰。

那么，元芳，你对此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