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之战，楚霸王项羽在四面楚歌的背景下，意识到自己已无力挽回败局，只能坦然接受失败。曾经与他共战的八千子弟已全部战死，这使得项羽心生自愧，无法面对故乡的百姓，最终选择了自刎于乌江的悲惨结局。项羽的死，意味着刘邦的强敌被彻底扫除，经过多年的坚韧奋斗，刘邦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胜利时刻。韩信的成名，也是这个历史转折点的一部分，刘邦通过这场决定性的战争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此时的刘邦，本应以胜者之姿安稳地建立西汉政权，寻求长期的和平与繁荣。然而，他却没有选择收手，而是继续展开更为严厉的清洗。令人震惊的是，刘邦甚至亲自斩杀了一位曾经为他立下赫赫战功的恩人，令所有朝臣和百姓都感到恐惧与不安，人人自危。这一举动似乎违背了仁义的传统，也使刘邦成为了一个令人畏惧的统治者。但出乎意料的是，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其修史时，对刘邦的这一行为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刘邦通过这种方式“换来了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恩图报”是普遍的道德准则，刘邦背离这一准则，竟然得到司马光的赞誉，令很多人无法理解。历史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刘邦与项羽争天下的过程中，刘邦常常处于被动和劣势。一度在占领咸阳后，还未得享安稳，就因鸿门宴的事件差点丧命。从此，他开始韬光养晦，隐忍不发。在得到韩信之后，刘邦才得以重新振作，参与到争霸的行列中。

刘邦这一生，屡次历经低谷，又屡屡实现复兴，甚至一度在楚汉之争中占得上风。尤其是当刘邦强势出川，进入关中时，这一大规模的行动显然无法避开项羽的眼睛。早在刘邦准备出川时，张良就已为刘邦设计了周密的战略，准备应对项羽的反击。

与项羽相比，刘邦是一个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人，而项羽则更注重道义，即使面对生死存亡的敌人，也依然坚持讲理。正因为如此，项羽在与刘邦的对抗中，时常处于吃亏的地位。

张良深知项羽的性格，他首先为刘邦设计了与项羽交涉的策略。在刘邦入主关中后，张良建议刘邦给项羽写信，阐明刘邦并非挑战项羽，而是履行当年的承诺：谁先占领咸阳，谁就是咸阳的主人。回忆当年，刘邦率先占领咸阳，但因形势所迫，被迫将其拱手相让。张良巧妙地重提此事，提醒项羽他在此事上的理亏，从而有效地平息了项羽的怒火。同时，刘邦承诺一旦获得关中，将不再越过关中半步，立刻罢兵。这个承诺有效安抚了项羽的怒气，使项羽相信刘邦此举合情合理，纯粹是为了履行诺言。

然而，刘邦并非守信之人，张良也不是单纯的谋士。刘邦大军出川时，胸怀的是更大的目标，他并不打算仅仅守住关中。与此同时，张良在背后也为其他诸侯国的复兴提供了支持，特别是通过田荣的响应，成功联合了各方力量来对抗项羽。项羽虽表面上已经平定天下，但各个诸侯旧势力依然在酝酿复国之心。田荣正是其中之一，在接到张良的信后，迅速起兵，举国响应，三齐之地再次被田荣控制，反项羽的旗帜高高扬起。

项羽轻视田荣，认为他不值一提，便集结大军准备平定。然而，项羽没料到的是，刘邦趁机联合诸侯，集结了56万大军，占领彭城，切断了项羽的后路。这一战略令项羽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前有强敌，后有56万大军追击，楚军的供应线被切断，生死存亡一线之间。表面上看，项羽已经毫无胜算，刘邦甚至提前在彭城庆祝起胜利。然而，项羽并没有退缩，反而亲自率领三万精锐长途奔袭彭城，结果让局势发生了急剧逆转。

与此同时，刘邦的56万大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彼此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配合，陷入了混乱之中。项羽率军赶到后，诸侯联军自乱阵脚，陷入一边倒的屠杀。原本意气风发的刘邦，转眼间就成了败军之将。他带着一双儿女狼狈地逃离彭城，途中甚至试图将孩子从马车上丢下以减轻负担，但夏侯婴心软，不忍做出这样的事。在危机时刻，刘邦的冷血一面展露无遗，尽管他试图通过驱赶儿女来求生，但依然未能逃脱被追捕的命运。

丁固，项羽的部将，始终紧追其后。刘邦见局势危急，急忙转变策略，向丁固屈膝求饶，表示自己与丁固同为“贤良之人”，不必两败俱伤。丁固因而有所迟疑，这位将军面对刘邦的求饶，心中充满了矛盾。其一，刘邦是项羽的死敌，直接威胁到项羽的统治；其二，虽然刘邦此时落入困境，但他毕竟是未来的天下之主，丁固放他一马，也许会为自己保留一条后路。

最终，丁固选择了放刘邦一命，做出了对自己未来有利的选择。历史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刘邦最终重整旗鼓，再次崛起，并最终夺得了天下。然而，丁固的善心并未得到回报。当项羽战败后，丁固找到刘邦，希望得到感谢与回报，然而刘邦却毫不留情，亲手处死了丁固。

刘邦的理由很简单：丁固是导致项羽败亡的重要人物，为了避免今后再有人像丁固一样投敌，他必须除掉这个潜在的威胁。刘邦的这一决策，虽然从情感和道德上看，令人震惊，但从帝王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决定。司马光对刘邦的这一做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帝王行为，确保了后宫臣子不敢再有类似的背叛行为，显示了刘邦治国的智慧和权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