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罗 政

《李鸿章与上海近代科技文教的勃兴》一文，作者徐锋华，发文单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录于期刊《社会科学》（北大核心，CSSCI） 2013年12期 151-163，共13页。现将文章摘要和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李鸿章在上海奏设广方言馆,赞助并参与格致书院的创建,选派幼童出洋留学,培养出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风气开化、启蒙当时人们的近代意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其后的社会变革在思想上、人力上奠定了基础,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科技知识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李鸿章倡导西学的实际行动,以及在科技教育方面的身体力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启迪了人们的心灵,普及了国民的近代知识和观念,在国内社会、尤其是处通商前沿的上海,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科技的潮流,经世性成为晚清上海文化的一大特点,并为上海成为民国时期的全国文化中心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鸿章是科举出身，进士及第，入为翰林，达到了封建王朝时期读书做学问的顶峰，为千万士庶所瞻仰。在翰林院供职时，李鸿章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起草文稿，没能潜心治学、写成不朽的传世著作，因此，他的文名远不如乃师曾国藩。当然，李鸿章的志趣并不在于文字，而是乐于事功，但同时，他对教育文化的传承仍然是非常重视的。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李鸿章游白鹿洞书院，作诗曰: “鹿去台空屋数椽，置身犹在阆风巅。孤筇暝踏烟中路，万壑春藏洞里天。乱后诸生虚讲席，门前流水隔尘缘。低徊朱陆论心地，忍使薪穷火不传。”对因战乱而使讲学停废的场景极为感伤。”

“李鸿章对西方科技的认识与实践活动达到了当时的时代高度，对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了开辟道路的作用。李鸿章所创办或参与的种种教育文化活动，部分地引进了西方文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不仅把传统的教育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开端，而且把传统的观念和思想打破了一个缺口，这种发展的深化最终引发了后来的政治改革。李鸿章积极提倡科技文化教育，加快了西方科技知识传入国内的步伐，为其后中国科技教育在各方面得以发展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同时，李鸿章等人在科技教育方面的身体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在国内社会、尤其是处通商前沿的上海，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科技的潮流。当然，由于人类认知有限性的客观事实，李鸿章对近代科技知识的传播不够系统和深刻，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注重科技制度立法和科学精神的培育等等。但是，以后知后觉的心态来对前贤加以苛求，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在李鸿章治理或遥控上海的时代，新式文化事业成批产生，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书局到商务印书馆，从广方言馆、格致书院到南洋公学。西学全面输入，从世界史地、声光化电到天赋人权、物竞天择，上海由此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经世性成为晚清上海文化的一大特点。各地文化人才源源涌来，上海的文化人结构由本地人为主变成流寓者为主，并开始为全国知识分子所瞩目。之所以如此，除了李鸿章的个人因素，当然也有着上海本身的特殊性，租界存在、华洋共处的非常政治格局，以及文化市场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特别是庚子年后世风大变，上海以其独特地位空前繁盛，教育文化逐渐走出传统，在全国废科举、兴学校之前，上海已率先开办新式学校，学制、教材均仿效欧美; 上海成为国内一大文化中心，无论是文化事业的众多性，文化辐射的广袤性，文化鉴赏的权威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入民国后，上海更是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机构与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均远远超过晚清，但就文化特点而言，则大多在晚清已有伏根或已经形成。因此，不可否认，对于上海近代科技文教的勃兴，李鸿章与有功焉。”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罗 政（Luo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