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革命军在湖北武昌发起了震动全国的起义，这一行动打响了推翻清朝的第一枪。接下来的几天里，南方多个省份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瞬间出现裂痕，迅速崩塌。南方的各地起义像连锁反应般蔓延开来，形势急转直下，清朝的统治空间急剧收缩。

为了挽救清朝的统治，朝廷急忙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六镇新军向湖北挺进，试图镇压革命军。然而，六镇的官兵深受袁世凯的影响，完全不听荫昌指挥，反而对袁世凯表现出绝对忠诚。最终，这支力量并未对革命起到任何有效的遏制作用，反而加剧了清廷内部的动荡。

到1911年底，清朝政权仅剩下东北三省、甘肃、河南、直隶、山东等少数几个省份仍忠于朝廷，形势愈加严峻，实质上已处于崩溃边缘。西方列强意识到清朝政权已难以为继，为了保住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急切地在背后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他们选择了袁世凯，借助其支持来确保自己的利益。

面对四面楚歌的局面，清廷无奈之下决定求助于袁世凯，希望借助他的力量来与南方革命党进行谈判，维持皇位的稳定。然而，袁世凯的出山并非出于忠诚，而是带着自己政治利益的考量。他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召唤，但条件是要拥有完全的军事指挥权，且朝廷不得干预。

清廷内部的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在北洋新军已经无法有效指挥的情况下，决定顺水推舟，答应了袁世凯的条件。随后，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南下，目的并非为清廷效力，而是趁机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到达湖北后，袁世凯借着形势危急的理由，要求朝廷给予更多的权力。

此时的清廷已是危机四伏，袁世凯手握军权，若得罪了他，不仅难以平定革命，还可能会引发他反过来发动政变。因此，为了稳住局面，清廷在1911年年底决定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原来的总理庆亲王奕劻被迫辞职。这个决定看似是为了缓解局势，但也正是这一退让，最终为清朝埋下了灭亡的伏笔。

而革命党方面，由于各省纷纷起义，内部缺乏统一指挥，彼此之间权力斗争不断。虽然在武汉首义后，湖北都督黎元洪被推举为临时政府的大都督，但整个局势依然复杂，革命的未来也充满不确定性。袁世凯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借助外部压力，要求革命党与清廷达成停战协议。

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双方于12月18日开始在上海进行谈判。革命军派出了伍廷芳作为谈判代表，提出了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袁世凯则坚持主张君主立宪，目标是实现南北统一。这一议题的争执不仅仅是关于国家形式的选择，更关乎政权的控制权归谁。革命派的核心目标是推翻君主制，而袁世凯则希望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保持清廷的某种形式，从而继续掌控政权。

在这个过程中，黎元洪暗中通过唐绍仪向袁世凯示好，提出如果清帝退位并实行共和，革命党愿意支持袁世凯成为大总统。袁世凯心知这是自己获得权力的最佳机会，于是开始加紧谋划。然而，作为清朝的臣子，袁世凯并不希望彻底背离清廷的支持，毕竟反叛清朝会让他被后世遗臭万年。

经过多次谈判后，双方最终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决定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然而，关于会议的召开地点却产生了分歧。南方希望在上海召开，而北方则主张在北京进行，因为南方对其自身的优势有所顾虑，想确保决议能在自己控制下通过。袁世凯则希望在自己的老家北方召开，以便掌控局势。

与此同时，革命领袖孙中山得知起义取得胜利后，立刻启程回国。孙中山凭借着多年的革命经验和极高的声望，得到了广大革命党成员的支持，并在各省代表会议中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知消息后，感到极为愤怒，未曾料到即将到手的权力竟如此迅速失去。气急败坏的他不仅解除唐绍仪的职务，还公开质问南方临时政府，暗示共和制的前景并不明朗。

面对这一局势，南方的困境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孙中山的到来并未能够化解内部的派系矛盾，且经济困局仍然严峻。即使与袁世凯开战，革命的成果恐怕也会一朝回到解放前。经过深思熟虑，孙中山选择了妥协，表态临时总统一职仅是因为东南各省缺乏统一的指挥机关，愿意在时机成熟时交权给袁世凯。

袁世凯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孙中山的诚意，但依旧不放心，他开始加紧对清帝退位后的总统职位的安排，暗中询问自己当选的可能性。为了解决政权问题，孙中山于1912年1月15日公开表态，若清帝退位并宣布建立共和，临时政府将毫不犹豫地支持袁世凯担任大总统。

此时，袁世凯为了尽早确保自己的地位，于2月6日通过了《清室优待条例》，规定清帝退位后皇室的待遇不变，包括尊号、陵寝等将继续存在，清朝皇室将享受政府的优待与保护。这一举措无疑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化的利益。

1912年2月12日，清廷最终同意了这一协议，隆裕太后颁布了溥仪退位的诏书。次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而袁世凯则被选举为新的临时大总统。至此，延续了268年的大清王朝彻底走向了终结，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也正式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