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兴之战的胜利大大提升了诸葛恪的声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他的轻敌心理，促使他做出了发起北伐的决定。此时的吴国，国力逐渐衰弱，军队疲惫不堪，众多大臣对此纷纷劝阻，认为北伐时机不佳，担心无法承受如此重负。然而，诸葛恪并未听取这些劝告，反而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旨在向大家阐明自己的决策。

在这篇文章中，诸葛恪劝告众人不要仅仅凭眼前的困难和疲惫来看问题。他提到，若不趁早采取行动，可能等到敌人更强时，自己再想出兵就为时已晚。他还指出，忧虑过早反而可能导致失败，正如历史上许多失败的例子所示。文章最后，他提出如果自己无法在此时立下伟业，至少希望后人能理解自己的决策，并传承自己的忧国之心。即便如此，吴国的士族仍然不愿意支持北伐，甚至连与诸葛恪关系较好的丹杨太守聂友都写信劝阻他，希望他三思而行。

尽管如此，诸葛恪并未放弃自己的计划。他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聂友，试图说服他。诸葛恪解释道，虽然聂友的话有理，但却未能看到整个大局，劝他深入思考自己的观点，或许能有所启发。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诸葛恪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依然决定北伐呢？其实有三大原因：

1. 魏国内部调整：魏国刚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动，诸葛诞和毌丘俭交换了辖区，这为诸葛恪提供了发动战争的最佳时机。魏军此时正处于重新布防阶段，而诸葛恪则看到了出兵的机会。

2. 削弱江东士族的兵权：诸葛恪不仅希望北伐成功，还想借此机会削弱江东士族的军事权力，将更多兵权集中到中央。他通过要求驻守江陵的施绩出兵，并随后剥夺施绩的兵权来达成这一目的，施绩与诸葛恪的矛盾也因此加剧。

3. 与蜀汉的联动：蜀汉的鹰派将领姜维在费祎死后终于得到了出兵的机会，他与诸葛恪商定双方同时出兵，形成联动。两国的联合攻势让诸葛恪更加坚信此次北伐的必要性。

至于诸葛恪是否有篡权的野心，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历史上，诸葛恪继承了叔父诸葛亮的雄心壮志，也承接了孙权的遗志，他的性格刚愎自用，北伐的决心和动机显得相当复杂。从他之前限制孙氏宗亲的行动，到掌握大权后对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都让人怀疑他在成功后是否会有所图谋。

然而，不管如何，吴国的大臣们担心军队疲惫，无法再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尤其是在东兴之战后，吴国士兵的士气已经大打折扣。诸葛恪此次出兵的规模空前，总动员了二十万大军，比东兴之战时增加了许多，这也使得江东本土的士族愈发感到不安。对于这些士族而言，诸葛恪的决策显得过于冒险，毕竟他们曾经历过孙权的几次失败远征合肥，士气始终没有恢复。

尽管如此，诸葛恪还是决定独自发动此次北伐。他一开始打算先震慑淮南地区，展示吴国的军力。部将们建议他不要深入敌人领地，而是先围困新城，以此来拖延魏军的援军。然而，诸葛恪没有采纳这一建议，继续推进，最终决定围攻合肥。

合肥的守军仅有三千人，面对如此庞大的吴军，魏军的援军也确实按计划前来支援。然而，魏军司马孚的谨慎策略让吴军的攻势陷入了困境。司马孚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通过消耗吴军的力量来延缓战斗。他派遣毌丘俭等将领前来支援，但同时也采取了迂回战术，避开正面冲突，意图拖延时间直至吴军疲惫。

诸葛恪的指挥逐渐变得急功近利，在围攻合肥数月未果后，吴军的士气开始下降。各营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诸葛恪开始怀疑将领们是否在隐瞒病情，甚至扬言要处决不服从的将领。随着士兵们的病痛加剧，士气崩溃，诸葛恪依旧坚持继续进攻，最终导致了更大的困境。

朱异，这位吴军将领，因提出不同的战略建议而被诸葛恪愤怒地剥夺了兵权。此后，吴军在诸葛恪的命令下开始加紧攻城，并使用了各种攻城器械。合肥的守军死伤惨重，但他们依旧顽强守卫，直到魏军援兵抵达。

然而，在张特的智谋下，吴军错过了最佳攻城时机。张特通过巧妙的计谋，成功拖延了时间，让合肥的防线得以重建。吴军的攻势因为疲劳和气馁而无法持续，最终不得不撤兵。

诸葛恪的坚持让吴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他与朱异的争执也加剧了内部的不满。回到吴国后，诸葛恪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实行了高压政策，这引发了江东士族和孙氏宗亲的强烈反感。吴国的内斗即将爆发，血腥的权力斗争在这场失败的北伐后愈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