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卫制度在清朝是一个重要的晋升渠道，尤其是在内廷侍卫的体系中，内廷侍卫担任着极为关键的职能。内廷侍卫主要由“御前大臣”“御前侍卫”和“乾清门侍卫”组成，其中御前侍卫和乾清门侍卫合称为“内廷侍卫”，并且被视为最为尊贵的侍卫类型，地位和待遇远高于其他侍卫。根据历史资料，御前侍卫的主要职责是陪伴皇帝，照顾其日常起居和饮食，“御殿则在帝左右，从扈则给事起居”；而乾清门侍卫则以保卫皇帝的安全为主，主要执行站岗值勤的任务，“侍从立于檐溜，扈跸则弧矢前驱”。能够担任这些职位，意味着就能获得进入清廷的“飞黄腾达”机会。

内廷侍卫的职务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权利，即使不在值班期间，他们也能自由进出内廷，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朝的侍卫制度中有一条传统，即“首崇满洲”，即满洲人相较汉人，通常占据更为重要的职位。然而，随着满汉融合的加深，汉人也逐渐在御前侍卫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清朝，御前侍卫中有两个非常高的官职：“领侍卫内大臣”和“掌銮仪卫事大臣”，这两个职务都是清朝的正一品武官。领侍卫内大臣是侍卫系统中的最高职位，而掌銮仪卫事大臣则是在侍卫体系中的高级官员中选拔出来的，通常由有经验的内侍卫大臣担任。顺治皇帝在继位初期便规定，掌銮仪卫事大臣必须从内侍卫大臣中选举产生。因此，内廷侍卫的管理层和这些重要职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赖。

所有的内廷侍卫都归御前大臣管理，御前大臣的办公地点位于勤政殿外，向东走就是南书房，由此可以看出，御前大臣在清朝的地位极高。根据《啸亭杂录》的记载，御前大臣通常从王公大臣中挑选，并且没有固定的名额。他们不仅负责管理内廷事务，还会陪伴皇帝处理政务。不同皇帝时期，御前大臣的选择标准也各有不同，例如雍正时期，军机大臣就通常担任御前大臣，而到了乾隆时期，蒙古王公则更常担任这一职位，体现了皇帝治国风格的不同。

“御前侍卫”是所有侍卫职位中地位最高的一类，最大的特点是能够近距离侍奉皇帝。正如“御前”二字所示，这些侍卫通常是皇帝的亲近家臣。早在崇德八年，御前侍卫这一职位就已经出现，《清世祖实录稿本》中有记载提到“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下”，说明这个职位从清朝初期就已存在，且贯穿了整个清朝的统治时期。根据清朝的规定，“御前”二字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尊贵地位，尤其是对于御前侍卫来说，他们是与皇帝最为亲近的官员之一。

尽管御前侍卫的选拔非常严格，然而，汉人在清朝实际上并不被允许担任这一职位。为了鼓励汉臣忠心服务于清廷，某些汉臣也获得了这个殊荣。比如在嘉庆和道光年间，有一位名叫杨芳的汉人，他被称为“汉国什哈内大臣”，这个“汉”字就代表了他的身份。这种荣誉并非是因为其血统，而是由于他在忠诚与贡献方面的杰出表现。

杨芳的例子非常特殊，他凭借忠勇立下赫赫战功，获得了“国什哈”大臣的职位，并且被封为“一等果勇侯”。然而，他在指挥四川剿匪时由于指挥失误而导致失败，清廷因此罢免了他的御前侍卫职位，并降职为二等侯，最终被派往甘肃边疆。除此之外，黄仕简和张谦这两位也成为了汉人中少数担任御前侍卫的人物，他们的晋升和贡献同样与他们的家族背景及战功密切相关。

黄仕简是乾隆三十三年担任“乾清门行走”的，他曾经亲自领兵平定台湾“漳泉械斗”和镇压台湾爆乱，获得了太子太保的封号。然而，在第三次赴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时，他因延误军机而被革职，虽然有军功，却也未能逃过被问责的命运。与此相似，张谦的晋升过程也与其家族背景和个人表现息息相关，张谦曾是四阿哥胤礽的侍读，深受雍正帝宠爱，并且通过努力一步步获得了御前侍卫的职位。

汉人能够担任内廷侍卫虽然是少数现象，但这些案例却体现了满清对汉臣的复杂态度。一方面，汉臣能够通过军功、忠诚等方式获得提升，但另一方面，他们始终面临着来自满洲贵族的竞争与歧视。对于满清来说，满洲八旗的贵族子弟是受到特别宠爱与优待的群体，他们即使犯错，也常常能够逃脱惩罚，而汉臣则一旦犯错，后果往往更为严重。

在清朝，汉人要想担任如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这样的职位，往往需要通过长期的努力、显赫的军功，以及进入上三旗的特殊途径。例如，张承勋的家族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乾隆年间获得了正黄旗汉军的身份，这个过程也揭示了清朝对汉臣的“抬旗”政策，它是对汉臣的一种荣誉赋予，同时也是对他们效忠与忠诚的考验。

清朝的内廷侍卫不仅仅局限于御前侍卫，还包括乾清门侍卫和乾清门行走，这些职位虽然稀少，但每一个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几乎都与出色的战功和对朝廷的忠诚有着密切关系。与此相对，清朝内廷侍卫的职务也展示了满汉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均，汉人在清朝要想获得更多的权利与尊贵，除了为清廷立下赫赫战功，还需要不断的展现自己的忠诚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