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祖主政的二十余年里，尽管明朝已逐渐走向衰败，朝鲜依然坚定地保持着“慕华鄙夷”的对华政策，视中华文化为理想的榜样。然而，随着明朝的灭亡与满清的崛起，朝鲜失去了曾经供奉的“大国”支持。在这种历史大变局下，朝鲜的君臣开始提出“尊华攘夷”的新思想，即继续视已灭的明朝为中华的代表，并以此来驱逐正在崛起的满清势力。

显然，朝鲜的“攘夷”思想与此前的“鄙夷”之见有了根本的区别。那么，这一思想的转变究竟源自何种背景？它又如何表现出来？对朝鲜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章将对这些问题做深入探讨。

在经历了明清两国的“二次乱局”后，朝鲜国内的反清情绪愈加高涨。孝宗即位后，正式提出了“尊华攘夷”的思想。其根本原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长期受到清朝军事压力和威胁，激发了朝鲜上下的强烈反清意志；其次，朝鲜的义理学者们大力宣扬“春秋大义正统论”，认为尊奉明朝是朝鲜王朝延续合法性的前提；最后，孝宗个人的经历也加深了他的反清情感，特别是在被清朝囚禁的那段时间，清朝对他家族的压制，使得他心中积压了深深的愤怒。

自仁祖在南汉山脚下以三拜九叩礼行臣服仪式以来，清朝与朝鲜建立了表面上的盟约，朝鲜被迫接受清朝的“父子关系”。然而，朝鲜与明朝之间的秘密联系并未因此而断绝，这使得清朝屡屡要求朝鲜支援清军攻明，并将朝鲜的军队投入战斗，不仅参战，还承担了后勤保障的任务。这种政治压迫的直接后果，是朝鲜不得不与明朝发生冲突，从而在伦理和政治上彻底断绝了与明朝的君臣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虽然内心反抗清朝的压迫，仍然迫于大国压力，不得不屡次为清朝出兵助战。仁祖十五年（1637年），清军攻打皮岛时，朝鲜被迫出兵援助，尽管仁祖深感愧对明朝，但最终仍不得不派遣水师参战。随后，清朝在1638年发动宁锦大战时，再次要求朝鲜支援，仁祖出于无奈继续推辞并拖延，直到皇太极发信威胁朝鲜，最终朝鲜再次屈服，派兵出征。

朝鲜不仅在军事上屡次屈从清朝，还被迫直接参与了朝明之间的冲突。1641年，正值松锦战役的关键时刻，清朝要求朝鲜直接出兵前线，参战对抗明朝，皇太极对朝鲜军队的积极参与表示高度满意，并特地奖励了朝鲜军队。这一举措进一步削弱了朝鲜对明朝的依赖，使得朝鲜在伦理上逐渐脱离了明朝的正统地位。

与此同时，清朝在对朝鲜军政事务的干预上愈加得心应手。1640年，朝鲜被迫为清朝提供大量粮草，然而朝鲜的运粮船却频频发生沉没事故，导致粮草无法按时交付。清朝对此深感疑虑，认为朝鲜可能故意拖延，这种猜疑加剧了清朝对朝鲜的控制。在这种情形下，朝鲜成为了清朝的附庸，无法自拔，这种政治屈辱为孝宗提出“尊华攘夷”思想提供了深刻的背景。

在孝宗即位后的治国理念中，他坚信明朝才是中华正统。朝鲜自认为是“小中华”，其存在的合法性依赖于大中华的认可。因此，朝鲜自立国以来便始终将明朝视为中华的代表，借此寻求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然而，随着明朝的灭亡，满清取而代之，朝鲜不仅失去了曾经的“大国”支持，还面临着满清的侵压。在此背景下，朝鲜的义理学者们重新强调“春秋大义正统论”，认为只有通过坚守明朝正统，朝鲜王朝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治正当性。

“正统思想”最早由朱熹提出，强调华夷有别，只有汉族建立的政权才有资格被视为正统。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朝鲜的士人，尤其是自宋代以来，朱熹的理学思想在朝鲜深入人心，成为朝鲜学者的重要理论依据。宋时烈是朝鲜推广“春秋大义正统论”的领军人物，他认为明朝才是中华正统，清朝则是夷狄之族，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在清朝的不断侵压下，朝鲜始终坚持“慕华鄙夷”的思想，但清朝对此深知其根本。为了彻底收服朝鲜，清朝要求朝鲜将世子送往沈阳做人质，并以此来左右朝鲜王位继承人的选择，这一举措激发了孝宗心中的反清情感。孝宗曾在年轻时被迫随昭显世子赴沈阳做人质，饱受清朝的监视与羞辱，这段经历无疑加深了他对清朝的仇恨与反感。

在沈阳的八年生活里，孝宗等人受尽困苦，生活条件极为艰难。尽管清朝曾一度表示会为他们提供物资，但很快就停止了供应，要求他们自给自足。朝鲜王公贵族竟然在清朝的压迫下过着如此贫困的日子，这使得孝宗的“攘夷”思想愈发坚定。八年质子生涯，让孝宗深刻体会到清朝的专制与压迫，他早已在内心埋下了反清复明的信念。

孝宗的一生充满了屈辱与颠沛，他目睹了明朝的灭亡，并亲身经历了清朝的压制。经过长期的痛苦与屈辱，他的心中积压了对满清的深仇，并以“尊华攘夷”作为他治国理政的最终理念。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是朝鲜内部对满清侵略的回应，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正统理念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