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0日，东北野战军攻占沈阳、营口，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辽沈战役”彻底获得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使得我党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坚实的战略后方，更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国民党政权走向了末路。

辽沈战役的成功，奠定了我党在东北的优势，也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带来了沉重打击。蒋介石在事后多次感叹，晚年在日记中写到，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及时撤出东北的精锐部队，结果使得国民党的失败不可避免。

然而，蒋介石的失败是否真与未能撤回精锐有关？事实恐怕未必如此。从一开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就注定了他会陷入被动。

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日本尚未正式投降，蒋介石便准备向共产党发起进攻。尽管中共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积极寻求战后和平，但对于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武力的意图，我党早已有了充分的防备。因此，抗战结束后，中共一方面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另一方面却制订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

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尽早占领东北，并加强南方的防线。特别是调动长江以南的主力部队北上，一部分力量调往东北。这些部署展示了党对东北这一重要工业重镇的高度重视。

与中共的战略不同，蒋介石却未曾意识到东北对国共两党的重要性。凭借美式武器，蒋介石自信满满，认为只要占领大城市，掌握交通线，就能获得美国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基于此，蒋介石的战略重点放在了“先收关内”的计划上。这一战略旨在通过控制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切断解放区之间的联系，使解放军陷入孤立、无法得到有效补给。

然而，东北的局势并非蒋介石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抗战胜利后，除了抗联的力量外，东北的军事格局主要是由苏军主导。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国已就战后东北的主权问题达成一致，虽归中国所有，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则属于苏联。美方将这一决议“通知”蒋介石，蒋介石不仅没有反对，反而欣然接受了。毕竟，在他看来，只要表面上是中国的领土，国民政府就合法。

然而，蒋介石忽略了中共的力量。面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中共，蒋介石决定通过强硬手段解决共产党，但他却高估了自己的军力。在蒋介石的规划中，尽管有美国的支持，打败中共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事与愿违，中共并没有按蒋介石的预期进行单纯的“争夺城市”，而是通过调动有效力量，逐步夺回东北。

当蒋介石意识到中共在东北的布局后，急忙调兵增援，但这时的国民党已失去了先机。实际上，早在1945年9月，蒋介石才决定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在党内一场激烈的派系斗争后任命杜聿明负责军事指挥，而中共早已派出彭真、陈云等领导人员并在东北工作了一个月，甚至冀热辽部队早在8月初就已进入东北。

因此，当蒋介石派遣的高层抵达东北时，中共的布局已渐成规模。我党在东北的力量已达数万，而国民党的兵力尚未整合好，局势早已发生变化。

若蒋介石在战后“接收东北”时能更宽容些，放回张学良，或许东北的争夺战会更加胶着，结果也许难以预料。然而，蒋介石一直对“东北虎”张学良心存戒备，始终不愿放手，甚至在战后囚禁他。蒋介石最信任的依旧是“黄埔嫡系”，但他也必须在党内派系斗争中做出妥协，最终让杜聿明担任东北指挥。

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对中共武装的攻击，前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经过多次失败后，杜聿明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蒋介石只得再次调派陈诚支援。

然而，陈诚并未能改变战局。随着战事不断升级，蒋介石最终将卫立煌派往东北，但他却是一个在党内地位尴尬的人物。尽管卫立煌在国民党中享有较高声誉，却因曾与共产党接触而备受蒋介石猜忌，甚至一度被排除在外。

当卫立煌终于接任东北指挥时，国民党已失去了主动权。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四分五裂，驻守沈阳、长春、锦州等地的部队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而卫立煌的到来，也未能改变这一困局。

随着战事的恶化，蒋介石亲自飞往沈阳，试图通过指挥调整改变战局。然而，卫立煌坚持坚守沈阳，蒋介石却希望打通沈阳与锦州之间的通道，进一步加强对北方的控制。局势迅速恶化，解放军的“关门打狗”战术也逐渐取得了成功。

最终，在1948年10月28日，廖耀湘兵团在沈阳被全歼，11月10日，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告终。

事后，国民党及美国将其失败归咎于卫立煌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但蒋介石心知肚明，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党内的腐败与分裂。蒋介石晚年曾深感内疚，但无论如何反思，他始终未能意识到问题的根源。蒋介石始终没有明白，国民政府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军队作战能力的缺失，也不是因为内部不团结，而是因为国民党代表的根本上并非人民群众的利益。

正如荀子所说，君主如船，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国民政府的衰落，正是因为它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蒋介石与其反思未能及时撤出精锐部队，倒不如深刻反省，国民党为什么会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