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3日，北平城内锣鼓喧天，红旗飘扬，气氛异常热烈。大街小巷中，成群的学生、工人和普通百姓纷纷高举红旗，涌上街头，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此时，激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呼声震撼了整个城市。随着解放军的队伍进入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再次迎来了新的希望，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北平的和平解放，也象征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的开启。

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背后，曾是人民对立面的傅作义将军，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然而，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傅作义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深刻而剧烈的思想斗争与变革。

说到傅作义，不得不提他的部队。与其他国民党军队相比，傅作义的部队战斗力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不仅吸取了八路军的治军经验，还善于结合并改进其战术方针。他深知，中共方面给予了他诸多建设性意见和帮助，这使他逐步意识到，在军队管理和战斗力提升上，中共的做法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抗战时期，傅作义曾多次向中国共产党寻求帮助，尤其是对于培养其部队中的爱国进步青年。他请求中共派遣干部帮助对这些青年进行政治培训，而这些青年最终成为了傅作义部队中的核心力量。此外，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改变了傅作义部队的精神面貌，使得其战斗力和士气有了显著提升。傅作义对我党在治军上的独到见解也开始产生高度评价。

这些政治工作的成效很快就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得到了体现。傅作义部队连续取得胜利，歼敌数千，成绩显著。毛主席也曾亲自为傅作义部队的表现送上锦旗，并赞扬道：“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则对傅作义的变化表示不满，戏称傅作义部队为“七路半”，暗指傅作义部队已经发生了变化，接受了中共的影响。

蒋介石无法容忍傅作义部队与中共的接触和合作，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派遣特务进入傅作义的部队，进行所谓的“清理”工作，意图彻底削弱傅作义部队与中共的联系。尽管如此，傅作义还是未能完全倾向蒋介石，而是更倾向于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联系，企图借此与共产党达成某种妥协，组建联合政府。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傅作义逐渐意识到蒋介石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然而他并未决定立刻投向共产党。为了保有自己的军队并能在未来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傅作义不断扩大军力。此时，我党与傅作义的谈判陷入僵局，同时，蒋介石方面也在密切关注着傅作义的每一动向。

在1949年1月，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突然来到北平，而北平的特务头目谷正文提出了绑架傅作义回南京的计划。然而，蒋纬国一开始拒绝了这个提议，认为这种行为不合适。但在谷正文一再劝说下，蒋纬国最终动摇了。然而，就在蒋纬国准备执行绑架计划的前夕，他在“剿总”司令部偶然目睹了傅作义的颓废神情，傅作义甚至点燃香烟时，接连划了五根火柴也未能成功点燃。傅作义心情低落地向蒋纬国讲述了自己的困境，并问道：“二公子，如果你是我，你该怎么办呢？”蒋纬国无言以对，最终放弃了绑架计划。

尽管如此，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北平的特务活动仍然极为猖獗。但此时，解放军的百万大军已经压境，北平的解放几乎已成定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傅作义最终决定接受与共产党的谈判，并同意投降。

1月21日，傅作义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了这一重大决定。接下来的几天里，人民解放军开始分批次接管傅作义的部队武装。尽管傅作义与中共和我党曾发生过冲突，但在北平的和平解放过程中，他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就在他宣布起义不久后，傅作义收到了一封来自重庆的噩耗——他的妻子刘芸生被蒋介石扣押。得知这一消息后，傅作义急忙向共产党求助。

周总理立即指示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展开营救。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地下党员王福瑞最终确定了刘芸生被关押的地方——一座废弃的军营。尽管情况不明，行动一度停滞。但周总理依然保持冷静，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案——进行一次假越狱。3月中旬，香港突然传出了“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已成功抵达香港”的消息，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

这一消息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关注，他立刻派人前往军营调查。然而，在地下党成员的精心配合下，刘芸生成功从废弃军营中救出，并顺利送往香港，在那里她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全力保护。直到1950年，刘芸生终于得以返回北京，与傅作义团聚。傅作义感激不尽，深知这一切得到了周总理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全力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毛主席也多次接见他，并亲切表示：“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过程中，你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也被安排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家庭的安置充分体现了党的关怀与重视。

1974年，傅作义因病住院，周总理亲自前往探望，并带去了毛主席的问候，这无疑是对傅作义一生贡献的深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