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

——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考析

黄明珠

(2024年4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贵县城区榕兴街张国才家召开”这个问题，早已得到各级政府、革命前辈以及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不存在任何异议。直到1983年，自治区及南宁市的一些所谓“专家”和党史“权威”，以“到中央档案馆查验已经解密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原始文件。其中，1929年南宁会议通过的《广西党政治任务决议案》标题下的括号文字中写着‘广西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字样。”为由，“证明在南宁召开的会议才是‘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此以后，“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究竟是在贵县还是南宁召开一直争论不休，形成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本文主要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早期历史切入，用政府有关文件、会议亲历者的著述、人物传记以及其他材料进行考析。

一、从中共广西历史发展沿革进行考证

1925年10月，中共梧州支部成立，龙启炎任支部书记，这是广西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1925年冬，中共梧州地委成立，谭寿林任地委书记，这是中共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地区性的组织(即地方党委)。1927年5月，成立中共广西地委，廖梦樵任地委书记。1928年1月，中共广西地委改组为中共广西省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广西特委)，由广东省委领导，邓拔奇任特委书记。

1928年6月1日至4日，中共广西党组织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现榕兴街)张国才家中秘密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广西特委委员和梧州、南宁、桂林、玉林等地代表10余人。会议由邓拔奇主持，主要议程是决定成立广西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恢复各县、市党组织工作，开展农民运动。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恽代英到会指导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和《军事问题决议案》，改组了特委，选举朱锡昂、董铨汉、邓拔奇、余少杰、雷经天、胡福田、黎赤夫、黄一平、黎国琼、包云初、李其实、陈桂、郭金水、麦锦汉、昌景霖等15人为委员。恽代英代表广东省委指定朱锡昂、董铨汉、邓拔奇、雷经天、郭金水、黎赤夫、昌景霖等7人为常委，朱锡昂任书记兼管宣传科，董铨汉任候补书记兼管组织科。特委仍属广东省委领导，机关从桂平县移驻梧州市。决议案及委员名单先后于同年6月26日和7月30日报告中共中央。这是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自1925年10月建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省性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被广西省人民委员会追认为“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9月2日和3日，党中央分别致函广东省委和广西特委，指示将广西特委改组，成立广西临时省委，直属中央管辖，同时与广东省委发生关系。9月22日至26日，中共广西特委在梧州召开特委常委扩大会议，宣布把中共广西特委改为中共广西临时省委,“原来的广西特委委员为临时省委委员。”1929年1月，中央决定将广西临时省委改组为广西省委，一切工作由中央领导，同时受广东省委指导和帮助。3月31日，中央致函广东省委指出，广西目前工作的范围，确实无组织省委的必要，决定改为特委，受广东省委的领导。4月23日，广西省委在南宁举行会议，接受中央指示，将广西省委改组为广西特委。

从上述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机构的名称变化以及管辖范围可以看出，由于广西特委新的领导机构组建仅3个月即改组为省临委，不久又改组为省委，所以特委扩大会议选出的委员，自然随之称为临时省委委员、省委委员，会后他们的工作范围也是遍及广西各地。参加特委扩大会议的代表来自当时广西省各地党组织，是名副其实的省级会议代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先后召开过三次全省性代表大会，即1928年6月在贵县召开的会议、1929年9月在南宁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1936年11月在贵县三里镇召开的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罗村会议)。因此，当年的老同志(包括雷经天、黄一平等)按会议时间排序，分别将这三次会议称之为“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广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合情合理的。

二、有关文件明确“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在贵县榕兴街

1960年6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关于确定第一、二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级别和公布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60)会文字第14号〕，将贵县榕兴街张国才家以“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遗址”的名称，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有简况表述:“公元1928年6月间，中共广西省委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党中央派恽代英同志参加，大会决定建立党的领导机关，恢复县党的工作，开展农民运动，成立中共广西省委。”

1963年2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区人委关于公布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63)会文字第2号〕，重新确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再次将位于贵县榕兴街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遗址”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8月25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增加太平天国在永安活动旧址(武庙)等六十八个单位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桂政发〔1981〕130号)，将“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附表记述：:时代“1929年”、地址“南宁市向阳公社津头大队”)新增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11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关于发布全区县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清单的通知》(桂文物发〔2000〕408号)，仍将位于贵港市榕兴街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列为全区县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这份文件也将位于南宁市津头乡的“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列为全区县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文件附表中标注的公布机关、时间及文号是：“1981年8月25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发〔1981〕130号)。”

2019年10月7日，《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国发〔2019〕22号)，位于贵港市港北区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名列其中。

以上文件，从196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核实公布，直到2019年国务院的最新核定，都将位于贵县榕兴街(现贵港市港北区榕兴街)的张国才家确定为“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而目前为止，自治区党委、政府没有正式文件认定位于南宁市津头村的雷经天家为“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由此可见，将位于贵港市港北区榕兴街的张国才家确定为“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既是历史事实，也有文件依据。

三、雷经天的著述说明“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贵县召开

2009年12月，由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雷经天遗著《向前集》，书中多次出现关于“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述。该书“后记”明确指出：“这部遗著所选用的文章，真实地反映了雷经天同志的奋斗历程、不朽功绩、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书中提及中共广西省“一大”和“二大”的内容如下:

(一)雷经天写于1942年的“我的历史”记载：“1928年，南方局派我去广西恢复党的组织工作。在贵县召开广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派恽代英同志出席领导。”“1929年，在南宁召开广西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组织广西省农民协会，夺取广西省农民运动的领导；在南宁召开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中央派贺昌同志出席代表大会。贺昌同志出席指导，传达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二)雷经天写于1945年1月的“广西建党的经过”(系雷经天和黄一平在延安合著)记载：“1928年5月间梧州封锁已解禁，广东省委即派董铨汉同志来广西巡视工作，沿西江各县一直到达南宁，于6月在贵县召开广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中央派代表恽代英同志出席参加，邓拔奇、朱锡昂、雷经天、董铨汉等同志均到会，各县代表十余人。主要的决定是建立党的领导机关，恢复各县党的工作，开展农民运动。”“我党为着争取工农群众的领导，首先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各地党的代表均参加(他们都是各地农协的代表)，立即组织广西省农民协会，选出委员雷经天、韦拔群、黄永达、张第杰、张震球、李干、黄书祥、陈洪涛等11人为委员，以雷经天、韦拔群为正副主任。”“于9月10日即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了，党中央派贺昌、邓斌(即邓小平)同志出席参加，由贺昌同志传达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三)雷经天写于1954年11月17日“我的自传”记载：“1928年1月，党派我去广西工作。……我将工作情况报告南方局，因南方局已撤销，派交通来联系，并决定六月初在贵县召开广西全省党代会。广东省委派恽代英同志出席指导，成立广西省委，机关设在梧州，我是省委常委之一，派驻南宁，领导上述各地工作。”“党中央派贺昌、邓斌两同志来广西指导，指示广西省委于9初在南宁召开第二次省党代会，开展广西的工作。”

(四)雷经天写于1956年的“活在我心中的恽代英同志”(此文系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记载：“1928年初，党决定派我回广西家乡去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与在南宁相邻的几个县和右江有农民武装斗争的地区的党组织都取得了联系，党又重新活动起来。南方局得到报告后，立即派员来巡视检查，并根据当时广西情况的变化，旋即决定于6月初在贵县召开广西党的代表会议，代英同志将亲自到广西来参加会议，指导工作，并由交通(员)董铨汉同志陪他同来。”

四、革命先辈的传记提供有力佐证

1982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了朱冬生撰写的《血洒玉林 功高八桂记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任书记朱锡昂》，文中记述：“为了统一和加强领导广西的革命活动，根据中央和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1928年6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61号秘密召开，党中央派恽代英同志参加了大会，朱锡昂同志当选广西省委书记。”

1985年9月，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三卷)》有关朱锡昂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表述：“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中共广西‘一大’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张国才家举行，到会代表十多人。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代表恽代英到会指导。”

2016年6月，由虞建安、李兆娟、汪旭东编著，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恽代英传》记载：“1928年6月，恽代英穿着长衫，带着罗盘，装扮成风水先生，从香港赶赴广西贵县，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2017年4月，由广东省怀集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缅怀邓拔奇》一书中，邓拔奇的孙子邓敏所写的《不朽的丰碑 永远的怀念——写在邓拔奇烈士诞辰110周年之际》记载：“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广西全省各地党组织的力量，加强特委的领导和对敌斗争策略，1928年6月1日至4日，广西特委在贵县县城圩心街秘密召开了有梧州、南宁、桂林、玉林等地党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邓拔奇主持会议并作特委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代表恽代英到会指导，并代表广东省委指定朱锡昂、邓拔奇等7人为特委常委，朱锡昂为书记，这就是中共广西‘一大’”。

2011年7月，由厦门大学《雷经天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雷经天传》记载：“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在中央代表邓小平领导下，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在南宁市郊津头村雷经天家正屋西边厢秘密召开。……会议第一天，邓小平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今后广西党组织任务的重要报告。”该书在附录的“雷经天年谱简编”中有这样表述：“1929年9月10日-14日，在中央代表邓小平领导下，广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在南宁市郊津头村雷经天家正屋西边厢秘密召开，组成广西特委，当选特委委员。”前后不一致的记述出现在同一本书里，显然不够严谨。2014年8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编著的《邓小平传(1904-1974)》却这样记载:“九月十日至十四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代表大会。”“这里只是说“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并未说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也就不可能“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今后广西党组织任务的重要报告”，同时也没有明确说明是中共广西省“一大”还是“二大”，只是说“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代表大会”。

五、“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的说法值得商榷之处

关于“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的说法，目前了解主要依据是中央档案馆解密的党史资料。《红色留踪--广西革命遗址遗迹览胜》记载:“1983年，广西党史研究部门到中央档案馆查验已经解密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原始文件。其中，1929年南宁会议通过的《广西党政治任务决议案》标题下的括号文字中写着‘广西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字样。当时南宁会议结束后，广西特委于1929年10月20日给广东省委的报告中，有专门的部分详细讲到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和大会经过。这些文件，证明在南宁召开的会议才是‘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1921一1949)》记载:“为传达、贯彻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迎接新斗争，经中共广东省委同意，中共广西特委于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可是，查阅1983年以前的史料以及革命前辈的著述和传记，都没有提及“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一直以来，贵港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史、文化等部门以及革命前辈都不认同这个观点，也曾要求查阅相关史料和论证依据，没有得到自治区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目前为止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文章和考证材料。所以，对于“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的说法，确实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后来的研究者比当年的亲历者更了解历史真相?雷经天作为这两次重要会议的亲历者和当事人，在这两次会议上都当选为中共广西特委委员和常委，“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还是在他家里召开，按常理说他的记述更准确，更具史实价值，也最有说服力。其中，1942年雷经天在延安所写“我的历史”，应为延安整风时向党组织报告的个人履历，是经过组织审查的，比较真实可信。1945年1月雷经天和黄一平在延安合著的“广西建党的经过”，专门讲到“1928年5月间梧州封锁已解禁，广东省委即派董铨汉同志来广西巡视工作，沿西江各县一直到达南宁，于6月在贵县召开广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雷经天和黄一平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也被选中共广西特委委员，如果说一个人的记忆有所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两个人同时出现差错的概率不大。雷经天于1954年11月所写“我的自传”，提到了“决定六月初在贵县召开广西全省党代会”“指示广西省委于9初在南宁召开第二次省党代会”;1956年所写的“活在我心中的恽代英同志”，也提到“旋即决定于6月初在贵县召开广西党的代表会议”。这些记述充分说明，在会议亲历者和当事人看来，鉴于当时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受广东省委领导，这两次会议都是中共广西省级代表大会，因而按会议召开时间将1928年6月在贵县召开的会议认定为中共广西省“一大”，1929年9月在南宁市召开的会议，则是中共广西省“二大”。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经过调查核实，先后于1960年6月和1963年2月公布全省一、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也将位于贵县榕兴街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遗址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那时会议亲历者雷经天刚去世不久(1959年10月去世)，黄一平尚健在(1980年12月去世)，调查核实过程中不可能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并没有提出异议。后来的所谓“专家”和党史“权威”，因为解密的一些原始文件，就挖空心思地进行“研究”，有目的性地寻找所谓的“证据”，推翻自治区人民政府和革命老前辈早已给出的结论，难道他们比亲历者更了解和掌握当时的会议情况?

(二)运用史料是否翔实准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史实说话、用史料支撑，必须有他证和旁证，孤证是立不住的，不能掌握一个新材料就下结论。如果仅凭《广西党政治任务决议案》标题下的括号文字中写着“广西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应该是手写稿)，以及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中讲到“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和大会经过”，而没有其他有力的佐证材料，就得出“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的结论，史料的支撑力和事实的说服力显然不够。况且，这次会议还分别通过了《组织问题草案大纲》《广西农村工作草案大纲》《土地革命草案大纲》《CY问题草案大纲》《宣传鼓动工作草案大纲》《妇女运动草案大纲》等决议，为何只在《广西党政治任务决议案》标题下方写了“广西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字，而其他决议案却没有标记呢?也许有人认为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影响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规范书写，但在《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1921-1949)》和《中国共产党南宁历史(1921-1949)》中却这样记述:“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难道当时就有像现在这样规范的表述了吗? 这是值得商榷的。

(三)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是否提到“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9年10月20日，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报告特委9、10两月的工作。这份报告提到了南宁会议的筹备以及大会经过、大会精神、工作路线、工作布置、中心工作和新特委产生等情况，并没有出现“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等“第一次”的表述，只是说“全省大会”或“大会”，如:“筹备全省大会的经过”“全省大会，本决定9月1日开会，以俟代表之到〔来〕，直至9月10日才正式开会。”“大会于9月10日正式开会，到14〔日〕午夜闭会，时间为5天1夜。开会地点颇适宜，大会开始第一、二两天为省委代表的报告，第三个天为特委工作报告，及各县代表的补充与讨论政治任务，下午为讨论代表的提案及产生新特委”等。虽然提到“代表最满意的是广西自有党以来，从未开过这样的会，与这样的详细政治报告。”但不能因此证明这就是“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六、结论

1928年6月1日至4日，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现榕兴街)的张国才家召开的会议，是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自1925年10月建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省性重要会议，与会代表来自全省各地，党中央派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恽代英到会指导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三个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广西特委委员，决议案及委员名单先后于同年6月26日和7月30日报告中共中央，这些要素具备了全省性党代会的基本特征。根据中共广西历史发展沿革、亲历者的著述以及革命前辈的传记，加上政府文件依据和其他史实佐证，把1928年6月1日至4日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现贵港市港北区榕兴街)的张国才家召开的会议，确定为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符合客观事实和历史逻辑。

作者简介

黄明珠：中共贵港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调研员。撰写了《以史鉴今——解放思想是开拓前进的重要法宝》《陈勉恕与右江农民运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等资政报告和理论文章。

内容来源 ▍贵港市委党史研究室 贵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编辑出品 ▍贵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