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特殊历史时期的结束标志着军队与地方的“揭查批”运动的展开。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干部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不仅被降职或免职，甚至还面临关押的命运。

作为昆明军区的副司令员，查玉升对此情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当实事求是，虽然一些干部身上确实存在缺点和错误，但应当给予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而不应采取过于严厉的处理措施。为了支持军区参谋长朱英，查玉升站出来为他辩护。

朱英曾是一名学生，土地革命后期他加入了牺盟会，并逐渐发展为党员。抗战爆发后，他进入了抗日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115师，担任连指导员，逐步晋升为团参谋长和团长。解放战争后，他被提升为师参谋长和军参谋长，并曾被派往老挝担任大使馆参赞及军长等职务。

在1975年，朱英被提拔为昆明军区的参谋长，这个职位属于正兵团级别。可是在“揭查批”运动中，有人对他提出质疑，要求他调任步兵学校的校长，而步兵学校也属正军级单位。对此，查玉升表示非常不合理。他指出，朱英在1966年后的很长时间内均在老挝任职，并未参与该运动，而且在担任14军军长和军区参谋长期间的表现也都是非常出色，没有表现出任何派系斗争，究竟有什么错误可言呢？

有人认为，把朱英调到步兵学校担任校长实际上是低职高配的决定。对此，查玉升反驳道：“正兵团职的干部怎么可能出现这种高配低职的情况？谁见过这样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有什么问题，大家请说出来。”

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朱英曾担任14军军长，而查玉升自1953年起也在14军担任过多个关键职务，担任过副军长、代军长和军长，显然对14军出身的将领是怀有一定的情感的。而朱英调任军区参谋长后，与查玉升在司令部的工作更是紧密联系。

或许外界会觉得查玉升的立场带有个人情感色彩。因为他为一些干部鸣不平，结果在1978年军区代表大会上，他未能当选为常委。尽管他担任军区副司令，但显然已不再是核心决策成员。甚至还被安排去党校学习，而那时候前往党校的多是一些在运动中曾犯过错误的干部，难道仅仅因为他为他人仗义执言就受到了这样的对待？

在西南边境反击战前夕，查玉升在北京参加了总参的一些重要会议，随后他重新被补充为军区常委，并跟随新任司令杨得志返回昆明工作。看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的调整上，1977年上级决定将孙干卿调任军区参谋长，而因此朱英之职也随之卸任，不久后又被平调至广州军区担任司令部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