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后，因职位特殊性，吴德、吴忠（北京卫戍区政委、司令）深得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用。同时，他们也是最先知道九一三变故的人。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中央，向吴德、吴忠下令，要求卫戍区执行好紧急战备的任务。

鉴于局势和情况的不明朗，周总理要求吴忠、吴德对九一三严格保密，在整个北京市范围内仅限于他们两人知道，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当然，他人从别的渠道获悉此事，也跟二人无关。

为了防止有心人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周总理指示吴忠、吴德，接下来的一切行动只向自己负责和报告。当时周总理只调动了卫戍区一支部队，进行大规模行动，如封锁北京所有机场，限制所有飞机的起飞。

卫戍区部队在吴忠、吴德的命令下，进驻所有机场，在机场跑道设置障碍物，将所有飞机的油料抽光，并对机场油库加强看守。机场的卫戍区部队，全部荷枪实弹，允许对任何一架没周总理命令强行起飞的飞机，进行开枪开炮击毁。

久经沙场的吴忠深知情况之危急，严格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关于卫戍区的部队调动，只对其一人负责。撇开了过去雷打不动的建制、指挥关系，建立一套新的指挥体系。不得不说，吴忠的胆子真的很大。

吴忠的理由很充分，一下就说服了吴德、杨俊生。当时在吴德、吴忠的建议下，周总理增加了卫戍区政委杨俊生，参与此次紧急战备的指挥。吴忠说，此次紧急战备任务没有通过军委、总部，是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下达给卫戍区，并特意嘱咐只对他一人负责，这是从未有过的规定和要求，可见此次任务的特殊性。

而且总参谋长黄永胜、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跟101的关系不用说大家都明白。他们四人又都是军委办事组成员，我们要是报告给军委、总部，他们必然知道。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我们也不好阻止。

更何况周总理的意思很明确，要求对九一三的消息严格保密，我们的种种行动一旦上报，势必引起不必要的动荡，各机关将出现各种猜疑和躁动，局势恐怕难以控制。”

吴忠显然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料敌先机，确保万无一失。吴忠、吴德、杨俊生统一意见后，便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命令卫戍区机关和部队，从现在起只执行周总理和办公室和自己三人的命令，对军委、总部的其他电报、电话只接听不回复，一切行动部署一律不上报。

在吴忠三人开统一意见的小会时，卫戍区部队已经在他们的命令下开始集结了，各级主官也进入相应的指挥岗位。三人一声令下，卫戍区部队火速行动起来，在13日黎明时，卫戍区部队全部就位，完成对北京严密控制的任务。

13日，军委下令调某机械化军和一些坦克师、炮兵师进京，加强战备力量，并指示所有进京的部队，归卫戍区统一指挥。

吴忠还是第一次指挥规模如此庞大，多兵种合成的机械化兵团。他有些激动和紧张，但一点都不慌乱，因为我军首支机械化部队就是他一手建设成的——担任第一机械师师长5年。

九一三后，其实没出什么动荡，但空军内还是出了问题。陆军因太过庞大，除毛主席外没人能掌握；海军因肖劲光在，李作鹏不能无法无天；唯独空军，因吴法宪参与创建，又是空军副政委到空军政委，最后做空军司令，做了21年时间，受101影响最大。

九一三时，周总理派出时任总政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的李德生，代替自己前往空军，坐镇作战值班室。毫无疑问李德生在九一三立下了大功，周总理都尤为感念，可是在处理后续的一个问题上，他犯了关心则乱的错误。

九一三飞机北逃前，空军司令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提前收到消息：取消第二天一早飞广州的计划，你们赶快找飞机北逃，国外会合。可以说，周宇驰带人枪飞机外逃的时间，跟九一三北逃的时间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周宇驰带着于新野等人，抢在卫戍区部队进驻机场前，赶到沙河机场，乘坐直升机起飞。当时禁飞令已经下发，但周宇驰手握101的手令。坐镇空军作战指挥室的李德生最先收到消息，他立即报告周总理。

周总理闻讯也有些急切，语速极快地指示道：“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让它飞走！要让它立即迫降，迫降不成就打掉，坚决打掉！”李德生命令北京军区空军，派出8架战斗机去拦截。由于两种飞机的飞行速度相差太大，战斗机无法接近直升机。

李德生见状果断下令，战斗机朝直升机开炮。在李德生部署战斗机的行动时，接到周总理命令的吴德、吴忠，也迅速调派卫戍区部队和相关民兵去附近地面待命，直升机一旦迫降就立即控制，里面的一张纸都不能丢。

13日凌晨5点左右，卫戍区渤海所向吴忠报告：发现直升机迫降现场，迫降现场已被包围和严密封锁，机上5人3人身亡、2人被抓，我们正在组织人员继续搜寻现场和附近地区。

吴忠立即作出指示：“对迫降区域进行戒严，严密保护现场。没有中央的指示，任何人不得接近。同时清点好直升机上物品，搜索附近地域，不放过任何一个有问题的地方。”

1个小时后，一支空军部队来到直升机迫降现场，向负责戒严的卫戍区部队提出：把直升机、直升机上的人和直升机上的一切物品，交给他们。卫戍区部队收到的是死命令，肯定不愿交，所以气氛有些剑拔弩张。

这支空军小部队见状，连忙解释自己也是收到命令行事的。戒严的卫戍区干部遂把此事上报到吴忠、吴德处。二人的意见很统一，那就是不交。

吴德、吴忠都认为：空军出的事，这些人和事又交给空军处理，显然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周总理没有指示，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允许进入该区域。

而李德生那边，听闻卫戍区不让空军小队执行自己命令，选择直接把电话打到渤海所（没通过吴忠等人），要求把有关直升机的一切物品，送到空军司令部。而且这样的电话他一连打了两通。

吴忠收到渤海所报告后，更不敢放空军的人进去了。他决定先斩后奏，把空军的械缴了，再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没有责怪吴忠的胆大行为，反而大为赞赏，夸他处理得很好，并重申了一遍：卫戍区全权负责直升机迫降地域的警戒任务。

李德生因这两通心急的电话，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检讨。吴忠后来回忆：我想不通这两通电话为什么，猜测可能是经验不足导致的。

从李德生后来一升再升的职务来看，那时确实是过于急切的无心之失，毛主席、周总理都表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