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是否曾反叛，一直是三国史料中存在不同记载的话题。陈寿在《三国志》中提到，魏延并没有犯下重罪，但也存在一些过失。而鱼豢在《魏略》中则认为魏延完全是无辜的。这两者的记载互为补充，似乎揭示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魏延被蜀汉的文官集团视为叛徒。如果他真不是反叛者，那么在蜀汉四相的背后，几乎有三人参与了对魏延的陷害。为了争夺军权，这些人刻意抹黑、谋害了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

所谓的“蜀汉四相”指的除了拥有丞相名号的诸葛亮之外，还有在实际掌控政权的蒋琬、费祎与董允。尽管蒋琬和费祎并未正式担任丞相，但他们却掌握着重要的权力，分别担任开府、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等要职，而董允则为侍中、尚书令，并且是大将军费祎的得力助手。

诸葛亮以忠诚与智慧闻名，其“千古名相”的称号并非空穴来风。对刘备和刘禅的忠诚毫无疑问。然而，蒋琬、费祎与董允在魏延和杨仪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表现得却让人质疑他们的忠诚，似乎有些像小说中的潘仁美与庞籍——外表忠诚，实则心怀异图。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中的潘仁美与庞籍其实都是忠臣。

《三国志》对魏延与杨仪之争作出结论：“魏延本意不愿北降魏国，而是想要除去杨仪等。日常诸将并无一致意见，最终魏延接任军权也在预期之中，杨仪不过是一个变数。”这表明，魏延接管蜀汉军权不仅是诸葛亮的安排，也是众人的期望，反倒是杨仪的反对显得极为突兀。刘备的治国方针以及诸葛亮的临终安排令人深思：他临终时与杨仪、费祎、姜维等密谈军权继承事宜，明确指示魏延负责军队后勤，姜维则位列其后。如果魏延不遵从命令，军队有权自主行动。

然而，只有杨仪和费祎知晓诸葛亮是否真的做出过这种安排。两人站在魏延的对立面，他们的证词既有可能可信，也可能因为个人立场而带有偏见。《魏略》对此有不同的描述：“诸葛亮临终时曾告知魏延等，‘我死后你们要谨守军权，千万不要再回头。’魏延接受命令后未立即宣布丧事，直至行至褒口时才公之于众。杨仪因担心魏延会篡权，便煽动军队反抗，最终魏延未战先败，部队散去，杨仪追杀了魏延。”这一记载表明，魏延并无起义之心，而是被杨仪逼迫，才不得不作出反应。

如果魏延真心想继承诸葛亮的位置，他本该竭尽全力与魏国抗争。然而，这显然与蜀汉的文官集团意图背道而驰——历史上，文官通常主张投降，而武将则主张抗敌，这一点在三国时期尤为明显。举个例子，曹操江南行时，东吴的文官们纷纷支持投降，而周瑜、鲁肃等武将则坚决主战。

蒋琬与费祎虽掌握权力，却缺乏带兵打仗的经验。他们更关心如何巩固自身权力，而非投身实际战斗：“蒋琬与费祎两人虽然掌握着重要职务，但对军事没有兴趣，姜维每次想出征大规模战斗，费祎总是加以阻止，并限制兵力不得超过一万。”他们虽然拥有诸葛亮的权力，却远不具备魏延的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诸葛亮去世后，蒋琬与费祎通过一系列权力斗争，迅速取而代之，控制了蜀汉的政治和军权。

魏延在诸葛亮临终时的地位，远高于蒋琬与费祎。他曾是前军大将军，拥有显赫的军职和贵族身份，而蒋琬和费祎则只是普通官员，缺乏类似魏延的军事经验和影响力。然而，诸葛亮死后，文官们迅速升职，掌控了更大的权力。蒋琬最终成为了蜀汉的实际掌权者，并获得了“安阳亭侯”的封号；费祎也继任蒋琬的职务，成为大将军，权力进一步增强。

费祎和蒋琬的权力欲望毫不掩饰，他们渴望拥有更高的职务，并且与那些预言未来命运的“神算子”结交，这在蜀汉内部产生了不小的波动。特别是在魏延和杨仪之争中，费祎坚决站在杨仪一方，企图彻底打击魏延。最终，杨仪并未如愿成为接班人，反而被蒋琬与费祎联合陷害，最后自杀。

杨仪死后，尽管他未能完全洗清自己背后的谋反嫌疑，而魏延虽被冤枉，却始终未得到应有的平反。这个事件反映出蜀汉四相之间的激烈权力斗争，他们为了争夺军权，最终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