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品评的起源虽然早已存在，但真正形成社会风气并具有广泛影响的品评文化，往往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在东汉中后期，一批擅长鉴别人物品德与才学的知名人士相继崭露头角，他们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品评家。诸如荀淑、度尚、吴祐、牛述、谢甄、符融、韩卓、田盛、桥玄、何顒、王谌、郭泰、许劭、许靖等人物，都在当时的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与此同时，人物品评的实例与与之相关的评语也急剧增加，诸如“长短谣”和“谚语”等评价形式变得愈加流行。

在这个时期，品评家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被品评者的仕途和命运。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政治方面，察举制的实施为品评人物风气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经济方面，东汉的地主庄园经济与自耕农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人物品评活动的展开提供了物质基础。

察举制，作为中国两汉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为国家发掘了大量德才兼备的人才，对国家的兴盛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为了稳固政权，于公元前196年首度下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能力的人才，标志着察举制的起始。到了惠帝和吕后时期，察举制开始有了具体的考试科目，并逐渐得到发展。

汉文帝继位后，察举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便发布了旨在推行察举制的诏令，标志着这一制度的正式开始。到公元前165年，文帝再次下诏，开始举荐贤良、能够直言谏诤的人才。由此，察举制逐步成熟，并形成了“对策”的考试形式和“高第”等级的划分。

在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首次规定了“贤良方正科”之外，还要求每个郡国举荐一名孝廉，并且不按时推荐的郡国将受到惩罚。这一政策标志着察举制的进一步完善与制度化。

察举制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地方官员通过考察本地士人的德行和才学，从中挑选优秀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政府。通过试用和考核，最终选定官员。选拔的标准包括士人在地方的名声以及德才兼备等。与前代依赖家世背景或军功制不同，察举制允许有才学与道德的人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机会。

与其他选官制度相比，察举制具有鲜明的优势，尤其是在选拔人才时，不再局限于社会背景与家庭出身。只要士人具备出色的才学与道德品质，就有机会被察举入仕。与此同时，察举制科目繁多，涵盖了不同领域的才能，有助于选拔各种类型的人才。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重新建立刘氏天下后，调整了西汉末期察举制的缺陷，明确规定了“四科取士”的标准：德行、学问、懂法、性格刚毅。这些标准为选拔优秀官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此外，除了察举制外，东汉还存在“征辟”这一选官途径。征辟是由皇帝或中央高官直接选拔知名人才担任重要职务。

东汉时期的士人阶层，尤为注重品德与学问，尤其在士族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士人的名望和声誉成为了他们进入仕途的重要筹码。为此，士人不仅要具备优秀的才能，还要通过交际与活动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物品评开始逐渐兴盛，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在东汉后期，人物品评逐渐成为影响士人命运的重要力量。许多品评家通过品评那些品德高尚、才学出众的年轻士人，给予他们机会和提携；同时，也对那些道德败坏、不学无术的达官显贵展开严厉批评。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净化政治风气的作用。

东汉时期的经济主要由地主庄园经济与自耕农经济构成。在这种背景下，豪族地主的力量得到了空前增强，土地财富的积累使得他们在社会中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南阳地区的大地主，他的政权得到了豪族地主的支持。而东汉的经济政策则继续鼓励豪族地主的扩张，使他们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东汉时期的庄园经济典型地表现为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并通过与官僚、商人合作，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模式。这些豪族地主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还管理着众多的依附人员，如仆人、家兵等。此外，他们还在庄园内设有私人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

庄园经济为豪族地主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更加稳固。同时，这些豪族地主的子弟往往得到较好的教育，成为士族阶层的一部分。这种经济基础的巩固，使得士人逐渐摆脱了对政权的依赖，拥有了更大的独立性与自由度。

总体而言，东汉时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庄园经济与自耕农经济的兴盛，为人物品评风气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士人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使得他们能够在更为独立与自由的环境中进行思想的交流与品评。人物品评成为士人阶层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士人群体的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