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为了国家的存亡，两党决定放弃以往的成见和恩怨共同对抗日军。

在这之后，我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进行抗日。

当时华北八路军编为了3个师共计有42500人，加上八路军总部的直属部队和地方机关不对有46000人，可是在改编之前，红军的规模已经达到了8万人，也就是说还有3.4万人的份额，那么这些超编人员当时红军是怎么分配的。

红军改编过程

“西安事变”之后，两党暂时放下了成见为了民族危亡抗击日寇。

然而，按照老蒋的“惯性思维”，要他一时之间接受红军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两方刚谈判的时候，老蒋更是无理取闹到了极点：他要求红军所有的指战员交出指挥权，同时党的所有领导人出国考察。

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趁此机会夺取红军的指挥权，然后将部队“中央化”或者“边缘化”，他用这一招屡试不爽，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等等都是栽在老蒋这一招手上。

不过，我党的领导人怎么可能会看不出老蒋的险恶用心，为此据理力争让老蒋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这之后，我方又经过多方谈判，红军一开始的本意是部队编为4个师，人数大约6万人。

可是这个方案还是被老蒋否决了，直到“77事变”的爆发，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老蒋勉强同意了红军改为3个师6旅12团的编制，每个师1.5万人。

然而，当时我军的实际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如果真的按照老蒋的方法的话，那么剩下的战士就会被老蒋困死饿死。

不过，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为了解决剩下这3.4万人的归宿，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最终也解决了这几万人的去留。

我方如何安置剩余的红军战士

首先最简单的一招就是单独拉出来作战，自给自足，自我发展，这也是我军历史上能够以弱胜强的法宝之一。

当时我军有大量的战士不被国府承认，不过没关系，国府既然不承认，那我们自己领导，自己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武装。

115师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这其中红一军团的红1师是红军的头等主力。

不过为了保障部队的发展，八路军改编的时候并未将红1师的编制给报进去，而是单独拿出来变成了115师的独立团。

120师的情况也一样，红32军被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被改编为了359旅.另一部在则被改编为120师直辖的教导旅。

这就是当时为了对付老蒋的“花招”所耍的“心眼”，这些部队在当时不受国府管辖也不国府编制之内，不被国府所承认。

也因此很多部队北上抗日的时候被国军所刁难，比如《亮剑》之中独立团过江的时候就曾经遭到了晋绥军的刁难，称386旅只有771团和772团，并不承认独立团，后来独立团和772团合并才成功脱困。

历史上，115师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当时115师独立团奉命东渡黄河，可是遭到了晋绥军的阻拦，恰巧686团就在附近，两个团合并就大摇大摆走了过去，这才让晋绥军无话可说，你不认独立团，那么686团的编制你总归要认吧？

同时呢？八路军为了解决剩下的人员也大量扩充直属队，我们知道军队的作战序列之中除了下辖的指挥机构之外，总部也有大量的直属部队以防不时之需。

为了缓解当时的危机，当时八路军总部扩充了大量的直属部队，按照国军的编制在各个部队之下编骑兵营、炮兵营等等。

按理说一个营的人数大概就300多人，可是当时八路军本身就不是“常理”来计算的，为了解决这些战士的去留，当时一个营的规模甚至达到了1400人，说是一个营，其实就是一个加强团。

其次，那就是组建留守兵团拱卫中央安全。

当时大部分八路军都东渡黄河北上抗日，延安成为了“大后方”。

可是问题是这个大后方你不能交给国军去拱卫，拱卫延安的直属力量应该还是我们自己的武装。

为此，中央决定从三个师的编制之中抽调一部分人员留在延安组成留守兵团，这些人共计9000人。

剩余的人员之中还有部分行政人员和后勤人员，以及部分伤兵。

这些人中央也不可能放弃他们。

当时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八路军在敌后打响名声之后，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也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并来到革命的圣地进行学习。

为此，八路军决定将这些人员扩充到军校之中。

当时为了军事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延安有一所著名的高校“抗大学习班”，这所学校为我军培养了大量的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

随着斗争的需要以及八路军规模的壮大，八路军也急需要越来越多的军事干部，为此中央决定扩大抗大的规模以应对将来的战争，而这些拥有良好军事教育的学员成为了部队的“新鲜血液”补充到部队之中。

经过多方安置之后，基本上解决了大量红军战士的归宿，然而还是有一部分干部和战士无法安置。

八路军也不得不采用最无奈的办法，分发路费给他们让他们回家或者留在当地务农。

虽然这个方法对于有些八路军战士来说不公平，可是这个确实是当时的无奈之举。